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下关键一票，晚年请求分配工作，毛主席如何批示
王稼祥的政治生涯始于安徽泾县的厚岸村，他在青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悟性。1906年出生的他，19岁加入共青团，不久后便被送往苏联深造，培养成为了优秀的共产党员。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立即被纳入党中央的核心工作。
1931年，王稼祥被派往中央苏区，开始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合作。在苏区的日子里，王稼祥深受毛泽东农村革命战略的影响，成为了毛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合作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王稼祥是唯一公开支持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的高级干部。
长征期间，王稼祥虽身受重伤，但坚持与主力部队一同艰难跋涉。在长征途中，王稼祥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们一同分析形势，筹划战略，尤其在湘江战役后，王稼祥坚决支持毛泽东调整党的军事战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不仅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纠正错误军事指挥的，还强烈建议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直接掌管红军。
1943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创党22周年，同时也是毛泽东50岁的重要生日。根据中国传统，这一重大的年龄节点通常会被庆祝得相当隆重，尤其是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物而言。然而，毛泽东本人对于生日庆典的态度却出人意料地谦逊，他明确拒绝了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
毛泽东找到了王稼祥，请求他撰写一篇纪念文章以标志建党纪念日。王稼祥对毛的要求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接受，并在一周内完成了稿件。毛泽东亲自审阅并稍作修改后，这篇文章很快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了。
文章中，王稼祥极力弘扬了毛泽东的思想，并首次明确将其定义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正式被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这次大会上，王稼祥却未能在选举中赢得中央委员的席位。
毛泽东对王稼祥落选的消息非常关心，他深知王稼祥在党内外的重要影响和贡献。在1945年6月的七大第二十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亲自为王稼祥辩护，还详细介绍了他的革命历史和贡献，最终推荐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毛的这番话语极大地改变了在场代表的看法，使得王稼祥以高票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此后，王稼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前往苏联治疗伤病。治疗结束后，他返回国内，被派往东北，历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东北局委员和城市工作部部长等。
1949年初，三大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全国解放的大局已定。毛泽东开始筹划建立新政权的相关事宜，其中选择新中国首都的问题尤为重要。
在考虑首都的问题上，毛泽东特别找到了王稼祥。王稼祥以其博学多才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被毛泽东信任。某天，王稼祥前来拜访，毛泽东直接向他咨询关于新首都的选择。王稼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他的观点。
王稼祥首先分析了南京作为首都的不利条件，主要是其地理位置靠近东南沿海，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威胁。然后，他又陆续评述了开封、洛阳和西安，虽然这些城市都曾是中国的古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但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战略位置，都不适合承担新中国首都的重任。
特别是西安，虽然历史上多次成为国都，但由于地处内陆，王稼祥认为其在当时已不再具备作为政治中心的地理优势。王稼祥详细地分析了各城市的利弊后，毛泽东再次询问合适的选择。
王稼祥没有犹豫，推荐了北平。北平位于东北与华北的交界，控制着连接东北与中原的要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北平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底蕴也为其加分，更重要的是，其相对较远的距离可以为国家的中央政权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毛泽东聆听王稼祥的分析后，考虑到北平的战略重要性与象征意义，逐渐倾向于选择它作为新的首都。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数月后的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北平也随之改名为北京，正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在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不仅成为了中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而且在外交和党务工作中都表现出色，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尽管在特殊时期遭受打压和误解，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1972年，王稼祥通过老战友的帮助，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希望能再次为国家效力。周恩来总理看后，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回忆起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支持，动情地指示周恩来：“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应该安排他的工作。” 得到两位领导人的支持，王稼祥最终得以重返政坛，继续他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