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钟伟将军的弟弟偷牛被抓住，县领导怕得罪钟伟将军，就寄去信：您的弟弟被判5年，如有意见，可改判。钟伟回，我当然有意见，请改判为7年，我看谁敢说情！
1929年，14岁的钟步云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
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投身革命事业。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先后在红3军团、15军团等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
新四军时期，钟伟担任第3师10旅28团团长、第10旅副旅长等职，带领部队转战江南。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历任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第5师师长、第12纵队司令员等重要职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钟伟继续在军队和地方担任要职。他先后担任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等军职。
1955年，基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突出贡献，钟伟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钟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他的儿子钟来良出生仅8个月，他就必须离开家乡投身革命。
这一别就是整整二十年。直到1949年7月，率部解放长沙时，他才终于有机会和儿子重逢。
重逢的喜悦还未尽兴，就传来敌军一个整编军向战区推进的消息。钟伟将军二话不说，立即投入到新的战斗准备中。
三天后，钟伟率部成功歼灭了这支国民党军队。
1979年，湖南平江县发生了一起偷牛案件。被告人是开国少将钟伟将军的堂弟，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显贵＂亲属。案发后，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对案件进行了审理。
考虑到案情性质和具体情节，法院初步拟定判处被告人五年有期徒刑。这个判决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是符合量刑标准的。
但是，县委领导们面对这个判决却犹豫了。他们担心这样的判决会得罪在军队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钟伟将军。
于是，县委给钟伟写了一封征求意见的信。信中说明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并表示如果钟伟对判决有意见，可以考虑调整量刑。
然而，钟伟的回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立即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县委领导，态度异常坚决。
电话中，钟伟不仅没有为堂弟说情，反而要求加重处罚。他明确表态：＂我当然有意见，请改判为七年，我看谁敢去说情。＂
在钟伟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的态度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使是高级干部的亲属，也必须遵纪守法。任何违法行为都要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一句空话。在原则问题面前，必须坚持立场，决不能徇私情。
多年后，当钟伟将军去世，他的堂弟在其墓前痛哭流涕，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忏悔。
在钟伟将军的一生中，对待子女和亲属的态度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原则性。他始终坚持不让子女搭上自己的职务便车。
这种严格的要求首先体现在对待儿子钟来良的态度上。当儿子表达想在长沙谋个职位的想法时，钟伟直接了当地回绝了。
他给儿子指明的道路是回乡务农，安安分分地干一辈子农民。在钟伟看来，子女不应该因为父母的职务而获得特殊待遇。
这种原则不仅应用在儿子身上，对待孙辈也是如此。当孙女水霞中学毕业时想留在北京工作，钟伟依然保持着同样的态度。
他要求孙女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靠本事考学，而不是依靠爷爷的关系走后门。这种坚持反映了他对反腐倡廉的坚定立场。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待孙子钟社生复员的处理方式。面对可以安排在哈尔滨工作的机会，钟伟给部队写信要求让孙子回家自己奋斗。
即使是老战友、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提出要帮忙安排工作，钟伟也婉言谢绝。他坚持认为年轻人应该靠自己的本事立足社会。
在长期的革命和工作生涯中，钟伟将军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他给子孙定下了严格的规矩：不许动不动就提他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
这些要求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他对党员干部的基本操守的深刻理解。他深知，任何利用职权和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对党和人民的背叛。
在工作安排方面，钟伟一生只为两个人安排过工作：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另一个是家里的保姆。这两个人都是普通群众，而不是自己的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