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不说话，还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1903年，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困家庭里，涂作潮出生了。因为家里穷，他只上了几年学就被送去学木匠手艺。
1921年，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年轻的涂作潮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很快就投身到长沙的工人运动中。
在这期间，他积极参与工人运动，表现突出。五卅运动爆发时，他还因为慷慨激昂地演讲被捕入狱。
出狱后，他为了救一名被流氓调戏的女工而开枪，彻底暴露了身份。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把他送往莫斯科学习。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涂作潮不仅掌握了俄语，还学习了驾驶、射击等多项技能。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原本决定让他回国担任湖南省宣传部长。
面对这个重要职位，涂作潮三次请辞，理由是自己文化水平不够。在会议期间，他和邓颖超坐在一起，因此认识了周恩来。
周恩来了解到当时部队急需通信人才，就建议涂作潮去学习通信技术。就这样，涂作潮被送到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
在通信学校里，涂作潮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之前患过脑膜炎，再加上文化基础薄弱，他的记电码和收报能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
一位老师建议他尝试机务工作，也就是组装和维修电台。涂作潮对机务工作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只看一遍维修流程就能全部记下来。他的手艺十分精湛，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电台机务人员。
1930年，他秘密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成为了党组织秘密开设的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师。在这里，他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人才。
涂作潮最大的贡献是他在电台改装方面的独特技术。他能把普通收音机改装成电台，而且可以在危急时刻迅速变回收音机，这项技术为地下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他还成功解决了地下电台功率过大容易暴露的问题。通过他的改造，电台功率从100瓦降到7瓦，大大提高了地下工作的安全性。

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涂作潮用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将其改装成一部5瓦的小型电台。当西安全城停电时，这部可以用汽车电瓶供电的小电台，成功恢复了东北军和陕北军的通讯联络。
1937年，上海法租界一处住宅的堂屋里，几个邻居正在打牌消遣。
坐在东面的无线电修理店老板蒋林根将一支烟叼在嘴上，顺手给身旁的米店老板递了一支。在牌局间隙，米店老板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凑到蒋林根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说：＂老兄，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蒋林根面不改色地摆弄着手中的扑克牌，笑着摇了摇头。
这时候的上海，特别是在法租界，已经成为了各方势力的角逐之地。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工、帮会分子以及各国间谍在这里频频活动，街头暗杀和秘密抓捕时有发生。

蒋林根的无线电修理店开在法租界的一条小巷内，店面不大，但生意一直不错。每天都有不少客人来修收音机和其他电器设备。
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男子独自在租界开店，确实容易引起怀疑。更何况这个蒋林根还租下了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平日来往的客人也颇为神秘。
事实上，这位蒋林根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专门负责建立上海地下电台网络。他以修理无线电器材为掩护，在店内秘密组装和改造电台设备。
涂作潮修理收音机时，他总是认真仔细，收费也很合理，因此深得街坊邻居的信任。
涂作潮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面对邻居的质疑，涂作潮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一个单身男子租住大房子，经常有陌生人来往，这确实容易引起怀疑。
为了消除疑虑，涂作潮决定成家。在组织的同意下，他开始物色对象，提出了两个特殊的要求：一是没有文化，二是最好是二婚带孩子的。
通过房客宋巡抚的介绍，涂作潮认识了在上海纱厂打工的张小梅。她是个寡妇，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没什么文化，完全符合涂作潮的标准。
婚后张小梅在家相夫教子，涂作潮则继续他的＂修理工＂生涯。
然而，1942年形势突变。涂作潮的徒弟李白被日军逮捕，整个地下电台网络面临暴露的危险，涂作潮不得不撤离。
临走前，他第一次向妻子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告诉张小梅自己的真名是涂作潮，如果他回不来，就去找毛泽东。
张小梅带着三个孩子，在上海坚持等待了三年。
1945年延安，涂作潮穿着军装出现在家人面前。
1949年上海解放后，涂作潮担任军事代表，接管了中央无线电和有线电器材公司。
在他推荐的20名工程师中，后来有4人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涂作潮的革命精神也影响了下一代。他的儿子们都投身于无线电事业，其中长子15岁就考入延安通信兵学校，次子和三子分别在南京和上海的无线电工业学校学习。
小儿子涂胜华更是继承了父亲的专业技能，成功破解了父亲当年改装收音机的技术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