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天，张大千准备在北京买房定居，恰好一所前清王府要出售，要价500两黄金，看过了房子觉得满意，交完订金准备过几天就交全款住进去， 但是，一位古玩商人告诉他发现了《韩熙载夜宴图》的下落，张大千赶紧去看，生怕别人抢先一步。
《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后宫画家顾闳中的一幅名画。
宴会的初段，韩熙载站在鼓旁，手中举起鼓槌，专注于击鼓。
这时，他的动作充满力量。
旁边的郎粲斜靠在椅子上，一边欣赏着舞伎的表演，一边对韩熙载的演奏细细观摩。
与此同时，韩熙载的门生舒雅正用手中的板配合着鼓点。
画中出现了一个和尚，名叫德明，他与其他宾客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谦卑。
宴会的第二阶段，韩熙载在床榻旁，和侍女们交谈的同时，几位侍女也忙碌着准备琵琶与笛箫。
灯火微弱，床上已铺好被褥。
宴会逐渐进入到乐曲演奏的高潮，管弦乐器的音调逐渐升高，韩熙载换下正装，盘坐在椅子上，举扇指挥着节奏。
随着宴会的进行，宾客们的兴致高涨。
然而宴会逐渐接近尾声，韩熙载站在两组人物之间，伸出手似乎在表示告别。
张大千站在画前，细致端详。
这幅画的市场价格被标定为五百金。
但当时张大千正面临是否用这笔钱购买一处房产，还是将其投入这幅古画中。
张大千决定放弃购房，将手头的资金用来购买画作。
1941年，张大千携家人从成都出发，准备前往敦煌。
与同行的还有徐悲鸿的学生孙宗慰，大家带着重达五百斤的行李。
由于沿途地处马家军的防区，而当地的哈萨克流寇常常劫掠行旅，因此张大千特意请鲁大昌联系当地的军长马步青，为他们提供保护。
当他一行到达武威时，迎接他的是马步青。
马步青被张大千的形象所惊讶。
身材矮小，胡须凌乱，穿着朴素的驼毛大袍，张大千在马步青眼中与一位普通的农夫并无二致。
宴席上，张大千与马步青提到，自己将前往见一位名为范振绪的书法大家。
范振绪是甘肃著名的文化名人。
马步青听后笑道，范振绪正是自己的老师。
第二天，张大千便在蔡孟坚的陪同下，前往拜访范振绪。
范振绪年轻时，他才华横溢，曾中进士并赴日本深造，后在多个地方任职。
尽管名声显赫，范振绪仍然保持着谦和的品性，深得同道的敬重。
张大千与范振绪相见时，他称呼范振绪为“禹丈”，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师叔”。
张大千在交谈中表示，他即将前往敦煌进行壁画的临摹工作，范振绪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赏。
范振绪的画风细腻，擅长小笔勾画，尤其以四王山水最为著名，而张大千则崇尚挥洒自如的大笔气韵。
一次，两人在书画雅集上切磋，范振绪用自己珍藏的名笔作画，却被张大千一眼识破墨品不佳，并直言不讳地批评。
虽然范振绪有些辩解，但张大千拿出更为上乘的墨和笔。
为了感谢马步青的盛情款待，张大千赠送了他一幅《长松高士图》。
画中的松树枝干苍劲有力，而那位高士则仿佛是大千自身的写照。
这次旅行的起点是武威，张大千和范振绪在这里稍作停留，准备向西进发。
武威至敦煌的路线横穿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途经恶劣的地势与常年不见阳光的戈壁。
沙尘暴是这里的常客，张大千在经过沙尘暴肆虐的张掖时，他对大自然的这种狂暴和荒芜感到惊奇。
而到达敦煌时，周围的戈壁滩空旷寂寥，只有稀疏的农人开始劳作。
张大千看到农人们辛勤的身影，于是，他为范振绪写下了一副对联。
这副对联虽是取材自古诗，但张大千用自己的笔法细腻呈现，风格独具。
他采用双钩技法，笔墨间透露出精细与柔美。
这件作品，后来成为他在敦煌期间创作的艺术代表之一。
敦煌的气候炎热且变化无常，且常年缺乏新鲜的食材。
他和范振绪开始了对莫高窟壁画的临摹。
敦煌莫高窟许多壁画已经受到风沙的侵蚀，甚至有些洞窟已经被沙土埋没。
张大千和范振绪、门人们清理流沙、修复壁画，甚至为每个洞窟编号，并详细记录下壁画的缺损情况。
在这里，张大千还吸取了其中的技术与精神。
他逐渐形成了复笔重色、笔力厚重的画法。
为了调剂单调的生活，张大千常常以诗文作伴。
与此同时，张大千将大量的壁画临摹成果以及调查数据，整理成《敦煌石窟记》一书，并且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赠送给常书鸿。
1943年，张大千的敦煌临摹壁画首次在兰州举行展览。
展览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也使得“敦煌热”一时在全国蔓延。
参考文献：[1]李琪.形式突破与意象捕捉——论张大千“泼”法之变与不变[J].美与时代（美术学刊）（中）,2024(8):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