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2日，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登上了南京灵谷寺，从66米高塔一跃而下。
曾昭燏，1909年出生于有学问的家庭，其曾祖父曾国潢是清朝名将曾国藩的弟弟。她的母亲，陈季瑛，对书画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艺术氛围的家庭环境对小曾昭燏的成长影响深远。14岁那年，她进入了长沙艺芳女校，这是她堂姐曾宝荪创办的一所学校，专门为女性提供教育。在这里，曾昭燏的艺术兴趣得到了进一步的培养和发展。
随后，曾昭燏考入了中央大学，在这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胡小石教授。胡教授精通古文字学、诗词和书法，对曾昭燏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胡小石的课堂上，曾昭燏被其深厚的学问所吸引，常常课后还会上门求教。
大学毕业后，曾昭燏在哥哥的支持下前往英国留学，成为首位留英学习考古的中国女性。在伦敦大学的学习和德国柏林的考古实习中，曾昭燏的视野被进一步拓宽。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得国内战火纷飞，尽管在外国的学术生涯前景一片光明，她却选择在1938年结束实习，放弃了优厚的聘书，决定回国服务。
归国之路并不平坦，但曾昭燏心系祖国。一张《新闻日报》头版的照片成为她坚定信念的力量源泉——一位幼童坐在废墟中哭泣，其母亲的遗体横在旁边。这张照片深深触动了曾昭燏，成为她日后多次提及的动力之源。
曾昭燏的坚持和勇敢成为了她职业生涯的标志。二战期间，她面对南京的沦陷和文物的危机，积极参与了文物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此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曾昭燏回到了南京，并参与了大规模的战后文物整理，这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的一次大救援，也是对自己学术追求的一种坚守。
她在彭山江口的汉代崖墓考古发掘中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和专业能力，这一项目不仅为汉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提供了重要证据，也巩固了她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此同时，曾昭燏还参与了云南大理苍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这些工作进一步拓展了她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资料库。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面临着庞大的恢复与重建任务，其中包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恢复。此时，国民党政府在面对内战的压力下，计划将大量珍贵文物从南京转移至台湾，以防这些无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在战火中遭到损毁。然而，这一计划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担忧，许多人担心文物一旦离开大陆，可能永久失去归还的可能。
曾昭燏作为中央博物院的重要学术与行政人员，深知文物的价值及其对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性。面对可能导致文化断层的转移计划，她坚定地站了出来，强烈反对将文物运往台湾。她不仅在专业层面上进行反驳，强调文物应当留在其原文化环境中以保持其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而且还积极参与了抗议和游说活动，向政府和公众阐释保留文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曾昭燏的努力并非孤立行动。她联合其他同事，包括一些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共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的书面抗议，并通过各种渠道对外发声，揭示转移文物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她在给筹备处主任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文物安全的严重关切，明确指出：“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努力与协商，曾昭燏和她的同事们的坚持最终收到了效果。政府最终决定取消将文物大规模转移至台湾的计划，852箱珍贵文物被安全地运回并保留在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燏的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50年代，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还被任命为国内一所著名博物馆的馆长，成为第一位女性博物馆馆长。全面负责展览设计、藏品管理和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的工作。
她的管理和学术研究在博物院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她对六朝遗迹和南唐二陵的研究，为南京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添加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在她的领导下，该博物馆进行了多项重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学和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政治动荡的前夕，社会的不稳定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1964年，面对持续的政治迫害和专业上的孤立，曾昭燏作出了极端的决定——在南京的灵谷寺跳塔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