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杜月笙苦劝黄金荣跟自己一块儿去香港，但是黄金荣舍不得自己在上海的这些固定资产，选择了留下来。
在上海滩的黄金时代，提起＂大世界＂这三个字，就没有不知道的。这座坐落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六层楼高建筑，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室内游乐场所。
作为＂大世界＂的幕后老板，黄金荣每月从这里能获得数万银元的稳定收入。当时的＂大世界＂不仅是游乐场，更是集戏曲、电影、杂技、舞厅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
白天来这里的是一般市民，晚上来的则是达官显贵。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欣赏京剧、越剧，也可以观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还能品尝到各地美食。
＂大世界＂的生意之所以如此红火，除了地理位置优越，更重要的是黄金荣独特的经营手法。他采用分层经营的模式，一楼到三楼的票价便宜，面向普通市民，四楼以上则是高消费区。
但＂大世界＂只是黄金荣庞大产业帝国的一角。在法租界，他拥有大量的房产，从南京路到徐家汇，从静安寺到打浦桥，处处都能看到他的产业。
这些房产大多数都是出租经营，租客包括商铺、戏院、舞厅等各类场所。租金收入成为黄金荣最稳定的经济来源之一。
在商业店铺方面，黄金荣的投资遍布上海各个角落。他投资开设了多家典当行，在当时的上海，典当行既是穷人的救急所，也是富人的投资点。
这些典当行不仅能带来可观的利息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收集各种市面信息。通过典当行的资金往来，黄金荣能够掌握上海商界的动向。
更不为人知的是，黄金荣还控制着多家地下钱庄。这些钱庄表面上是正常经营，实际上是他资金运作的重要渠道。
钱庄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资金网络，既能为黄金荣的其他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也能从高利贷中获取巨额利润。在那个银行业务还不发达的年代，钱庄就是最重要的民间金融机构。
这些产业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从游乐场到房产，从典当行到钱庄，每一个环节都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正是这样完整的产业链，让黄金荣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他的财富不是靠一朝一夕积累起来的，而是通过多年经营，将资产分散在各个领域。
蒋介石派人送来了前往台湾的邀请，但1946年的＂毒参事件＂让黄金荣对这个邀请充满了戒心。
这起＂毒参事件＂源于黄金荣的一位门生赵九高，他在送给蒋介石的人参中注入了毒药。虽然最终真相大白，赵九高被处死，但这件事让黄金荣在蒋介石心中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对于已经年过八旬的黄金荣来说，前往一个自己毫无根基的地方重新开始，风险实在太大。更何况当时的台湾局势也并不明朗。
在蒋介石的邀约之后，杜月笙又带来了香港的方案。杜月笙与黄金荣有着多年的交情，他的提议更多是出于对老友的关心。
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也有不少上海商人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但对于黄金荣来说，香港方案同样存在诸多现实困难。
另一方面，共产党方面也通过不同渠道向黄金荣传达了善意。地下党成员杨虎向黄金荣转达了只要不从事非法活动，就既往不咎的承诺。
这个承诺给了黄金荣一定的安全保障，至少在生命安全方面有了基本保证。共产党的这个态度也符合他们在其他城市的政策。
在权衡这些因素后，黄金荣最终决定留在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主动降低自己的社会存在感，除了必要的场合，基本足不出户。
黄金荣与地下党建立联系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一定的政治信任。他开始配合新政府的工作，协助稳定社会秩序。
在这个特殊时期，黄金荣的存在对于上海的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影响力帮助政府控制了一些潜在的社会动荡因素。
特别是在帮会势力的处理上，黄金荣的配合使得这个过程相对平稳。许多帮会成员都因为给黄金荣面子，而选择了服从新政府的管理。
但是1951年，警方在黄金荣家中发现了一批鸦片和枪支，这些都是解放前的遗留物。
这个发现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许多市民开始质疑政府对黄金荣的宽容政策。
面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们要求黄金荣公开发表悔过自白，向社会各界说明情况。
这篇发表在《新闻报》和《文汇报》上的自白书，详细交代了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这种公开的自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众的不满。
为了进一步消除社会矛盾，政府安排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地。
曾经的＂大世界＂老板，如今在自己的产业门前当起了清洁工。黄金荣对这种安排表现出了配合的态度。他每天准时出现在大世界门前，认真完成分配给他的清扫工作。
这种改造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考虑到黄金荣的年龄和表现，政府很快就结束了这项安排。之后的黄金荣继续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
1953年，政府开展了一次针对帮会残余势力的清理行动。高度的紧张和担心导致黄金荣病倒在床。在持续几天的高烧之后，这位曾经的上海滩风云人物最终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