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人提起连接古代东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总是首先想起张骞出使西域，但鲜为人知的是同一时期从成都平原通往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也正悄然成形。南方丝绸之路的成形说起来也跟张骞有些关系：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蜀地产的布匹、竹杖。他据此推测存在着一条从中国蜀地通往西域的通道。中国经由西北通往西域的传统道路始终受到匈奴的威胁。张骞认为如能从西南转进西域则能避开匈奴的威胁。公元前126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陈述了由汉朝西南地区经过身毒（今印度）转向大夏的设想。
出使西域与中原断联已13年的张骞并不知道另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唐蒙此时正在将他的设想变成现实。严格意义上早在张骞、唐蒙之前西南少数民族就掌握着一条通往南方身毒等地的路线，否则张骞也不可能在大夏国见到蜀地的产物。当然这所谓的道路并非人工修筑，而是当地部落在原始密林中穿梭形成的自然路线。那时西南少数民族文明程度较低没能用文字记载路线，而当时的汉人更是对这条道路的存在一无所知。战国后期秦国吞并古蜀国后曾在今天的宜宾市之南修筑五尺道，但秦汉易代后这条道路就被废弃了。
公元前135年张骞已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四年。这一年唐蒙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南越。唐蒙在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吃到一种来自蜀地的酱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种酱料是如何从蜀地运到越地呢？唐蒙追问之下得知是经牂柯江辗转抵达番——这是一条西南少数民族世代沿用却不被中原知晓的“走私密道”。唐蒙敏锐意识到这条通道除了具有重要的商贸经济价值之外更是一条从侧翼包抄威慑南越的战略要道。唐蒙出使南越归来后即刻上书汉武帝建议开通夜郎道、招抚西南夷以恩威并施之法将西南纳入版图。
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领千余名士兵与万余名负粮民夫从巴郡符关深入南夷开启了探索与开拓的征程。彼时汉朝西南居住着夜郎（今贵州西南部）、滇（今云南昆明）、邛都（今西昌地区）、冉驰（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等众多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部落彼此割据与中原隔阂已久。唐蒙率军首先抵达夜郎。夜郎侯多同自认为是西南夷中实力最强者竟提出了夜郎与汉朝比谁大谁小的问题——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夜郎自大”的典故。唐蒙一面向夜郎侯多同展现汉朝的强盛国力，又以丰厚赏赐示好，更陈明归附后的长远益处。
如此恩威并施之下多同最终选择归附汉朝。夜郎作为西南夷中地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部落归附汉朝起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且兰、句町、漏卧等小部落纷纷效仿夜郎主动臣服汉朝。公元前135年汉朝在西南设立首个行政机构犍为郡辖地涵盖今贵州大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及重庆西部将西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体系。这是一场无血与火的疆域扩张，却为后续南方丝路的打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唐蒙在成功招抚西南夷部落后以秦代的五尺道为基础将这条蛮荒小径拓建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中外的文明大道。
从公元前130年起唐蒙率领手下民夫在西南崇山峻岭中开山筑路。这条路以僰道（今四川宜宾）为北端起点、以味县（今云南曲靖）为南端终点。这条路虽以秦代五尺道为基础，但并非简单修缮旧道，而是近乎推倒重来的拓建。彼时西南群山连绵、瘴气弥漫。在没炸药、吊车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民夫只能凭手工凿石。在山势险峻处需将岩石烧红再以水激裂一寸一寸开辟路径。《华阳国志》记载：这段道路“水道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部分路段狭窄到行人只能左肩挑担而无法换肩，稍有不慎便会坠入山崖，故被称作“左担道”。
如今云南盐津豆沙关留存的秦汉驿道仍能让人想见当年的险峻。唐蒙调动巴、蜀、广汉、犍为四郡数万人同时劳作前后耗时十八年才最终凿通了长达两千余里的主干道，再辅以多条支路从而形成了纵横西南的交通网络。修路的代价极为惨重。光是粮食运输损耗就足够惊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十余钟粮食（约六十四斛）运抵工地仅余一石；瘴气、劳累与当地部落的袭击让服役者死伤无数。唐蒙为赶工期不得已实行“军兴法”——以战时标准进行管理。在此期间他甚至不惜斩杀拖延工期的僰道县令。
本质上唐蒙打通西南丝绸之路也和长城、大运河等古代工程一样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西南丝绸之路对此后中国的战略价值自不待言，但在当时唐蒙的行为其实是引发了巨大争议的。汉武帝为支撑工程耗尽了巴蜀地区的租赋，还募民在南夷屯田以解粮食之困。这在当时确实加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但也能从中看出朝廷对这条道路的重视。即便如此工程仍多次遭遇危机：北方匈奴的威胁、巨大的财政压力、朝廷重臣公孙弘等人的反对让汉武帝一度缩减西南开发规模放弃部分属地，但唐蒙坚守前线与民夫同甘共苦用坚韧顶住了所有压力。
如今贵州桐梓的蒙渡桥便是当地百姓为纪念唐蒙的功绩而命名。当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得知唐蒙正在进行的事业时也加入了这场探索西南通往域外新通道的行动：张骞派人从犍为郡分头向冉驰、邛都等地出发去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张骞先后派出10来批使者，却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到达身毒。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仍是走的传统西北路线，直到张骞、唐蒙去世前他们也没能找到从西南前往身毒的通道，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们探索大西南的历史功绩——张骞、唐蒙的活动加深了汉人对西南夷情况的了解。
后人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最终于昆明西南500公里处的滇越（今云南腾冲、龙陵一带）找到了由西南通往身毒的真正通道。道路通则百业兴。唐蒙开凿的南方丝绸之路迅速彰显出巨大的战略与经济价值：公元前112年南越反叛。汉武帝派驰义侯从犍为郡征调夜郎兵沿牂柯江顺流而下直抵番禺印证了这条道路的军事意义。这条古道在商贸与文化层面更是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南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纽带：蜀地的丝绸、瓷器、铁器经此运往缅甸、印度，再转至中亚、西亚；域外的珠宝、香料、物产也沿古道传入中原。
这不仅形成了繁荣的跨境贸易，更重要的是中原的文化、技术、制度随之传入西南推动了当地的文明进程让“华夷一统”的格局在西南落地生根。唐蒙所修的道路历经两千余年风雨直至今日仍在沿用滋养着沿途的土地与百姓。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评价：唐蒙开通西南之道成就了“华夷一统”的大业可与张骞“凿空”西域相提并论。可惜与张骞名满天下不同——唐蒙的功绩长期被历史烟尘遮蔽。《史记》、《汉书》对他的记载寥寥。世人谈及丝绸之路也多聚焦西北，却忽略了这位在西南群山间披荆斩棘的先驱。
可正如鲁迅所言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永远是民族的脊梁。唐蒙以十八年光阴为代价凿通了南方丝绸之路。这不仅拓展了华夏的疆域版图，更搭建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另一座桥梁。他的故事藏着华夏民族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提醒着世人：历史的荣，不止于西北的驼铃声，也藏在西南的古驿道上。如今南方丝绸之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备选名录。唐蒙的功绩也逐渐被重新认知。这位被遗忘的开拓者终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回属于他的璀璨光芒——因为他凿通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文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