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新四军科长找到刘奎：部队要撤了，上级决定留你下来打游抗战中，新四军科长找到刘奎：部队要撤了，上级决定留你下来打游击。刘奎一愣：就我一个？科长：还有两个重伤员！
1941年的春天，皖南大地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战士们，在泾县东南石井坑的大山里艰难地生存着。
这群衣衫褴褛的战士们，靠着吃野菜、挖草根，在山林里坚持了两个多月。经过多方打探和联络，终于集结起了八十多名幸存的弟兄。
在一个雨夜，临时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大部分同志要撤往江北。
刘奎站在临时支部办公的山洞里，听到科长宣布：他将和两名重伤员留守皖南。这个决定意味着，他们三人将在敌占区独立开展游击战争。
黄诚和李建春是两位留下的伤员，他们都在皖南事变中身负重伤。在简单的交接仪式上，科长只给了刘奎两支步枪、七块银元和几十发子弹。
当时的濂坑一带，形势异常严峻。国民党军队在各村庄疯狂搜捕新四军战士，对普通百姓也是拳脚相加。
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人不得不分散躲藏在濂坑村民家中。村里有个叫徐天放的农民医生，被国民党强迫担任保长。
徐天放表面上应付着国民党的差事，实际上却在暗中救助新四军伤员。他不仅为黄诚和李建春治伤，还经常送来食物和情报。
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地下党员和幸存的新四军战士逐渐找到了联系。在徐天放的帮助下，刘奎开始秘密组织起了一支八人小队。
这支小队采取了极为隐蔽的活动方式。白天，他们和当地农民一起砍柴、挑炭，完全融入了乡村生活。
夜晚，队员们则在密林深处集中训练。他们研究敌情，学习射击技术，钻研游击战术。
渐渐地，这支小队在当地站稳了脚跟。他们通过群众工作，建立起了可靠的情报网，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三个人发展到八个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怀着必胜的信念。他们就像星星之火，在皖南的大地上悄然燃烧。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刘奎带领的游击队已经有了十多个人。这支队伍虽然规模不大，但战斗意志十分顽强。
在与地方党的中心县委书记胡明取得联系后，游击队决定打第一仗。经过详细研究，他们选择了旌德县的庙首乡公所作为突破口。
在胡明的帮助下，游击队发展到了二十四人，分成两个班，共有四支枪。战斗前，队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那天，游击队先在路上遇到了三个押送壮丁的乡丁。他们装作普通百姓，突然出手制服了这些乡丁。
几个战士穿上缴获的乡丁服装，继续押着壮丁向庙首前进。这个计策让他们轻松进入了乡公所。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不到十分钟就控制了整个乡公所。游击队缴获了二十多支枪，还把乡公所储存的物资分给了当地群众。
吕佩卿不仅是地方恶霸，还是一个残害新四军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家中设有私刑，经常欺压百姓。
在八月十五那天晚上，游击队突袭了吕家。通过一名帮工的指引，他们在夹墙中找到了躲藏的吕佩卿。
接下来，游击队又瞄准了谭家桥。他们假扮送猪的乡民，成功混入乡公所。
这一仗打得漂亮，二十多分钟就缴获了一百多支枪。虽然特务头子苏承平逃跑了，但这次战斗极大地扩充了队伍的武器储备。
游击队的发展却在1943年遇到了重大挫折。队伍中的王昆山叛变投敌，带领敌人包围了游击队。
在危急时刻，刘奎为了掩护战友，跳下悬崖脱险。幸运的是，厚厚的积雪和树枝减缓了冲击力。
经过三天的艰难跋涉，刘奎终于和战友们重新会合。他们在党员戴金枝家养伤，后来又转移到山上的猴子洞。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皖南山区。这个消息给了游击队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游击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势头。通过不断的战斗，队伍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到了1946年，游击队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八百多人。这支队伍不再是当初的小分队，而是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事力量。
在皖南地区，游击队先后建立了八个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像铁桶一样牢固，成为了革命力量的坚强堡垒。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游击队正式成立了沿江支队。这支队伍肩负着保卫长江沿岸、支援解放战争的重任。
每一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有的靠近长江，便于渡江作战；有的在深山区，适合隐蔽和防守。
到了1947年，游击队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队伍人数突破两千人，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这支队伍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多年来，游击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根据地，游击队帮助群众耕种土地、打击土匪、建立学校。这些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游击队还建立了完善的群众工作体系。通过民兵组织、地下党支部、情报网络等多种形式，与群众建立起了密切联系。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陈赓兵团准备渡江作战时，沿江支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