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王必成问罗维道：＂有个任务交给你，带人袭击南京，你敢不敢？＂罗维道说：＂有何不敢！但打南京，需要带多少人？＂
1938年的夏天，武汉的局势日趋紧张。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过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土地，正对武汉形成合围之势。
在这个危急时刻，国民政府提出了＂袭击南京，保卫武汉＂的口号，希望能够牵制日军的进攻势头。这个口号看似简单，背后却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
南京作为此前的国民政府首都，在半年前刚刚沦陷于日军之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震惊了全世界，这座千年古都正笼罩在血腥的阴影之下。
在南京周边的抗日力量中，新四军第一支队扮演着关键角色。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强，机动性高，最适合执行这样的特殊任务。
第一支队被称为＂老虎团＂，这个称号来源于他们在江南地区的战斗表现。他们长期活动在江宁、句容一带，对当地地形了如指掌。
1938年6月的一天，＂老虎团＂参谋长王必成找到了二营政委罗维道。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日军主力正在向武汉方向集结。
王必成交代任务时很简单，就是让罗维道带人去打南京。这个任务虽然简单，但意义重大：不仅能够牵制日军兵力，更能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当时的南京城内，日军的部署并不严密。由于日军认为中国军队无力反攻，他们将主要兵力都投入到了武汉战场。
新四军第一支队的指挥员们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南京城防的薄弱环节正等待着他们去发现和利用。
罗维道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在＂老虎团＂中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曾多次带领部队执行过类似的特殊任务。
这次突袭南京的任务，需要的不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一次精准的突击。这正是新四军擅长的战术方式。
在江南地区，新四军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他们善于利用地形优势，打敌人措手不及。
罗维道从一名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指挥员的过程，是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1929年，他加入红军时还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但不到一年就因作战能力出众被提拔为排长。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维道担任了老虎团第一支队二团一营一连的指导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带领部队先后参与了韦岗、句容城、东湾、渣泽车站等多场战斗。
这些战斗经验让罗维道深知，要打赢这场突袭战，前期的侦察工作至关重要。为了摸清南京城的防务情况，他亲自带领侦察员展开了周密的侦察。
在侦察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情报：从句容到南京外城麒麟门这一段路程，日军的防守出奇地松懈。整条路上竟然连一支巡逻队都没有遇到。
这些发现让罗维道看到了突袭的可能性。他继续带队前进到南京城的内城门中山门外，发现那里只有几个日军带着十多个伪军在站岗。
回到部队后，罗维道立即召开会议，制定详细的突袭计划。经过反复研究，他们选定了麒麟门外的日军操练场作为突击目标。
最终，他选择了17名精锐战士组成突击队。每个人都配备了一把二十响的驳壳枪和40发子弹，这样的武器配置既保证了火力，又便于隐蔽。
在选择突击位置时，罗维道看中了麒麟门外的一个小土坡。这个位置居高临下，不仅可以俯射操练场，身后还有一条进山的小路可以快速撤退。
整个突袭计划体现了新四军游击战术的特点：情报准确、目标明确、突然行动、快速撤离。这样的战术在此前的多次战斗中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新四军突袭麒麟门的行动，在南京城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日军原本认为南京城固若金汤，这次突袭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突袭行动后，日军立即加强了南京城的防务部署。他们增加了城门的守备力量，加强了城郊的巡逻频次，还在重要路口设置了检查站。
在转变战术后，新四军的第一次重要行动是在镇句公路上发起的伏击战。这次行动不仅消灭了日军少佐以下4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日军不得不分散兵力，在南京周边地区布防，这在客观上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
1938年8月，日军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对新四军发动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他们集结了4000多名步骑兵，分成八路，对小丹阳根据地发起了合围进攻。
面对日军的围剿，新四军再次展现了高超的战术水平。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方式，派出一支精锐特遣队，直接绕过日军主力，突入南京城外。
特遣队成功占领了雨花台的有利地形，用机枪对着中华门进行了整夜的火力打击。这个举动让日军以为新四军要对南京发动全面进攻。
日军被这个虚假态势所迷惑，不得不立即回撤部队防守南京城，原本的围剿计划也就此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