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经常有这样的体验，无论做什么事，都感觉到有一双无形的、绝对的“眼睛”注视着。

这种“被注视感”，会带给你一种深层的道德自律。

这种感觉让你明明知道你做的事没有人看见，但也不能为所欲为。

具有这种“被注视感的人”，或许他不信神，也不在形式上皈依于任何一种宗教。

但他的人生已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纹理——类神性精神底色。

精神底色，是渗透在文化血脉中、几乎无需言说却又无处不在的深层预设，是一个人或民族的底层“操作系统”。

在有神的神权文明里，“神”与“人”（或说神性与人性）经过几千年的博弈、浸润，逐渐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神性精神底色。

一个具有神性精神底色的民族，即使神权早已退出世俗统治，甚至年轻人都已不经常去教堂，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超越性的敏感和敬畏。

因为神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指向的是一种绝对性的、超越性的，非人的存在。

神是绝对“异质”的存在，是人和世界的创造者。

人和世界与神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巨大的鸿沟。

神不是拥有超能力的“人”，也不是人的思维及情感的直接投射。

也就是说，神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存在，人和世界在神面前，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种绝对性，就是神性，或说是神性思维的起点。

也是神性精神底色的来路。

我们的文化，是由于神过早离场而“早熟”的世俗文明，因为没有神的戒律作为绝对的标准，一切以实用为主，容易只看重结果，而忽略过程和手段的正当性。

包括与“神”的互动，也充满了功利性。

习惯性地将神“人”化，认为神与我们有差不多的恩维与情感，不仅可以和神“讨价还价”，还经常与神进行“利益交换”。

我们在每年农历的腊月廿三那天，在灶王爷的嘴上抹糖，这样他上天后就不会说我们的坏话。

在民间的传教活动，如果不重点列出会有哪些好处（比如能带来健康、平安、财运等），几乎就没有人愿意来。

这种重现世的功利主义，必然会消解神意（不容置疑的超越性）。

结果就是底线意识淡薄。

活着就成了比天还大的事情，只要是为了活下去，无论做什么，都容易被谅解。

明代朱棣杀方孝孺，网上有很多评论（惊人的多），认为方孝孺“迂腐”，甚至认为他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清名，而让那么多人陪葬，多么“自私”！

这就是底线意识淡薄最明显的例证。

方孝孺作为一名读书人，以生命践行儒家“以身殉道”的精神，体现的正是我们文明中最稀缺的神性精神底色。

皇帝的那把椅子，谁去坐，坐上去以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规则。

这套程序和规则，就是“道”，是维护国家和社会运转成本最低的方式。

儒家曾主动将“卫道”的责任背到肩上，这使得早期的儒家具有了某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但由于神的缺位，儒家对君权的约束，只能是人对人的“软约束”，无法形成西方那种神对人的“硬约束”。

人之于人无法形成神之于人那种压倒性的、不容置疑的优势，就如同自己无法为自己戴上“镣铐”。

于是作为卫道者的士人，在与势的博弈中，底线一退再退，最终而趋于“势”。

而方孝孺作为当时士人中的“另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天下读书人守住了下限和最低限度的体面，表现出的正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神性。

并不是信神的社会就没有恶人，西方也曾发生过与我们“三聚氰胺”类似的恶性事件。

但在有神性底色的社会，对突破底线之恶的容忍度非常低，潜意识里对这种恶是本能的、生理性的厌恶和愤怒。

而不是利益权衡和算计。

1999年发生的比利时“二噁英”食品安全事件，整个内阁为此垮台；1981年的西班牙“毒油”事件，结果是全国性司法追责，立法重构。

作恶者的成本大到不可承受。

这其实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对底线的坚守。

而几乎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于每个人底线意识的一退再退，或者说是超越世俗的神性的长期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