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世界曾一致认为，我国的改革必将遭遇重大失败。在他们的认知里，市场经济应该以私有制为底层支撑，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这样才能发挥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优势。反观我国，既没有将全部国企私有化，也没有彻底转向市场经济，而是实行了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在西方人的眼中，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不仅解决不了经济困境，反而还制造出大量贪腐空间，制造了社会的分配不公，中国经济的崩溃，似乎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西方却对东欧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大加赞扬。当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新自由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而政府的干预往往会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新自由主义主张将国企全面私有化，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度；要求政府放松监管，尤其是不要过分干预金融市场；要求政府减少赤字，削减社会福利；主张全球化等等。而休克疗法，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应用表现，该方案强调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商品价格调整一步到位，主打一个简单粗暴。
现在回顾当年那段历史，也说不清当时的人们确实是坚信新自由主义可以带来经济腾飞，还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反正休克疗法，从玻利维亚一路蔓延至冷战后的苏东国家，尽管当时实施休克疗法的各国都感受到了强烈的经济阵痛，但各国都乐观的相信，只要熬个一年半载的，各国的经济就能快速反弹，一飞冲天。
所以当时的西方世界普遍认为，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要比东欧国家早了十几年，但是在休克疗法的助力下，他们很快就能反超中国。
回顾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确实踩了不少大坑，比如说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造成了大量工人下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贫富差距一下子就拉大了；效仿西方社会成立的证券交易所，因为监管体系不健全，变成了少数人的提款机，例如当年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对上市公司股价的操控已经达到了猖狂的地步，他们所控盘的合金投资曾连续21个交易日，每天收盘价的尾数都是8，而当时的监管体系受制于制度性缺陷，导致证监会明明知道德隆系的违法事实，却找不到任何明确的法律依据来收拾这些庄家。
不过，从整体经济规模来看，我国的改革开放，彻底释放出被压抑多年的经济动能。自92年邓公南巡之后，中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哪怕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速依然还有7.8%，我国一国就为全球的经济增量贡献了11.4%，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动能。
反观那些对休克疗法寄予厚望的国家，最先施行休克疗法的玻利维亚，在财政止血和遏制通胀方面确实取得了成效，但成果也就仅限于此了，在产业升级和削减贫困方面可以说是毫无建树。哪怕是在财政和通胀方面，也并非是休克疗法有多神奇，主要是因为玻利维亚是个人口只有600万的小国，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市场经济基础，国企占比不高，破产倒闭的后果不算太严重，还能拿到国际援助，这才显得休克疗法似乎很有效果。
而东欧的那些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可就没这么好运了。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施行计划经济多年，市场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并且国企资产庞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让这样的庞然大物在经济领域里转向，唯一的方法就是循序渐进式的长期改良，而休克疗法这种横冲直撞的粗暴方式，必然会遭到经济规律的猛烈反噬。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休克疗法带来的严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因为这么一个经济改革举措而改变了。倘若俄罗斯当年学习我国的改革开放，俄罗斯也不至于衰落到如今这种地步，国内可能就不会有窃国的七大寡头，北约也不敢肆无忌惮的东扩，甚至俄乌战争都有可能打不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休克疗法概念的提出者，是年少成名的哈佛天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参与并支持该理论发展的也有诸多知名学者，为什么他们会推崇一个如此激进大胆，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实验性的理论作为治国方针呢？
也许这里面存在有和平演变的阴谋，但是这个经济理论存在的前提，本身就有逻辑缺陷。
由于西方世界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较为成熟，已经展现出明显的效率优势，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西方经济理论，似乎天然就具备某种权威性，这就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对于西方经济理论有所迷信，尤其是在本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想着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作为改革指导。我国也走过盲目学习的阶段，尤其是在2000年前后达到了高峰，直到08年次贷危机之后才逐渐转向本土化的经济理论创新。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很多西方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适用，其核心原因在于，
这些理论大多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上，默认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的前提条件。而经济政策这个东西，属于是一个猴一个拴法，影响政策的变量很多，无脑的将西方经济理论套用在文化、制度、社会结构等完全不同的国家里，会有极大概率水土不服。
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统筹与保护，对于企业和全社会来说，市场经济就像是一片蛮荒之地，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而休克疗法最大的逻辑bug在于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程度，在整个社会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的全面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就这么赤裸裸的暴露在市场竞争之下了。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起码需要保证，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国内的大部分企业无需外部扶持就能具备生存能力。而企业是否具备生存能力，从根本上要取决于其所处的产业与技术路径的选择，是否与所在国家的劳动力、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匹配。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持续发展，就应该优先发展本国的优势产业，劳动力丰富就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丰富就围绕资源发展产业，资本和技术领先，那就搞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假如某国不具备相应的生产要素而要强行发展相关产业，就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发动举国之力来发展重工业，搞也是能搞的，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牺牲了效率与资源。在特殊时期做出特殊决策，牺牲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时间一长，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就拉大了。
换而言之，一个国家的产业基础是由生产要素所决定的，市场会根据本国国情，自发的找到效率优势的产业，然后随着各项生产要素的提高，逐渐进化出更高端的产业。比方说，一个国家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开始起步，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资本在积累，劳动力成本在逐渐提高，企业要想提高竞争力，就会逐步用资本和科技来进行产业升级，纺织业的升级，会外溢至相关产业，比如说研发新材料的化工、生物企业，搞设备的，搞软件的，也都有会机会发展起来了。
但是产业自然进化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国家出于国际局势和战略的考量，往往会人为加速产业发展的进程，凭借国家资本和政策，强行发展某些关键产业。
在二战之后，大量的殖民地国家摆脱了西方世界的控制。按照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要素水平来说，除了劳动力充足之外，其他生产资料都很匮乏，照道理他们最适合发展的应该是农业，顶多再搞点轻工业。但是这些国家都希望能够效仿苏联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试图用国家资本来加速产业的发展进程。
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只看到了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却忽视了他们的发展进程。他们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强行拔高的产业，其实只是空有规模，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绝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十分低下。
以前苏联为例，苏联的物资生产，是由中央计划局对几千种商品进行统筹规划的。这些商品的价格，仅仅就是一个核算单位而已，根本就无法反映出商品的边际成本和稀缺程度，这就导致了苏联的经济结构十分畸形：一边是军工和其他重工业的过度投资，而另一边是食品、轻工产品和住房的长期短缺。
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下，重工业自然得以飞速发展，而其他行业，尤其是消费品领域的投资就显得尤为不足，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人为影响资源配置也就算了，更大的问题在于激励措施的扭曲。经济完全都被计划了，企业的利润也要全额上缴，那企业的指标就只有产量这一项了，但凡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产量的因素都会被刻意压制住，这不仅打击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也遏制了创新。军迷朋友们都知道，苏式装备以简单粗暴而闻名，这是因为，在苏联哪怕是搞技术开发，最安全也是最符合领导心意的就是堆料冲指标，只要看起来很猛就行了，至于好不好用，是否有更精妙更高效的技术路径，苏联的科学家们也不在乎，甚至是有意回避这种会冒风险的创新。
经济结构和体制决定了，当时苏联的大部分企业是不具备任何效率优势的。为了维持企业的经营，苏联在国内实行严格的价格管控，用低于世界价格的能源和原材料补贴制造业，同时还限制进口，避免国外商品的竞争，以国家机器，强行为国内的低效企业留出了生存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们别无选择，只能购买本国商品，即便是对商品品质没什么要求，商品的产量也是严重不足的，买个东西还得凭票供应。我国当年也有过类似情况，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女主为了抢一台电视机而不惜跟人大打出手，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下市场物资短缺的真实写照。好在国家对基本的生存资料进行了大量财政补贴，食品、房租、水电这些东西都比较便宜，这才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了物资短缺的矛盾。
经济基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策走向。后来的苏联转向了修正主义路线，并且还频繁对外侵略，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其本质上都是在为本国经济找出路，靠着掠夺，为本国产业和人民福利输血。
之所以花这么多篇幅介绍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主要是为了解释，在冷战结束后，那些贸然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其经济基础到底有多么的不堪一击。在苏联刚解体之后，俄乌继承了苏联庞大的福利补贴体系，财政刚性支出一度占到GDP的60%以上，休克疗法为了压缩财政赤字将补贴一刀切，导致整个社会立刻陷入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所谓休克疗法是否能起到作用了，社会秩序彻底乱了，民选政府是否能够保住都还两说。
回顾俄罗斯的改革历史，休克疗法只是把俄罗斯的经济搞休克了，并没有任何疗法，俄罗斯在经历了GDP腰斩、严重通胀、卢布大幅贬值、寡头窃取国有资产、黑帮横行街头之后，最终还是靠着普京的强人政治，以国家强势介入关键经济领域为手段，历经多年才艰难的扭转了局面。
以上情况也不是仅存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也有这样的案例。比如，1960-1980年代的韩国，在朴正熙的强势领导之下，以举国之力，用政策、订单、贷款和金融杠杆，强行培育出了三星、现代、大宇等大企业，一举奠定了五大财阀的格局。虽然韩国之后也逐渐开启了自由化改革，但是企业对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仗着有国家兜底而毫无节制的负债扩张。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韩国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超过了400%，现代、三星、韩宝钢铁的负债率更是超过了500%。在这些负债里，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外币债，韩国银行60%的贷款都集中于前30家集团，金融系统的风险集中度过高。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金融海啸一来，整个韩国就垮了，被迫与IMF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援助协议。
IMF的援助门槛非常苛刻，其中对于发展中国家最为致命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其彻底开放市场，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星这个名义上的韩国第一大财阀，被西方资本趁火打劫了，在三星的集团公司层面，有55%的股份都是被以华尔街巨头为主的外资所控制，这就是当年接受IMF援助而付出的惨痛代价之一。
然而，即便韩国已经妥协到了这种程度，在接受了IMF援助的情况下，韩国最大的30家企业集团，还是倒闭了17家，韩国所引以为傲的民族企业，在系统性危机面前几乎就没有任何自保能力，我们虽然不能将企业倒闭完全归咎于举国体制下的过分保护，但是韩国企业缺乏在开放市场下的自保能力，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相比较而言，同样是面临金融海啸，同样是新兴的大型经济体，我们台湾同胞的抗压能力就要强得多，在亚洲国家一片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台湾是除了祖国大陆之外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大型新兴经济体。除了台湾本身良好的外债结构以及相对严密的金融管制措施之外，企业的生存能力强也是台湾能够安然度过系统性危机的重要保障。
在自由经济主义盛行的那些年里，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企业的生存能力问题。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发达经济体中，政府通常不会给与企业过多的保护，顶多出一些产业引导方面的政策，企业经营的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竞争力，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就想当然的认为，一家企业既然能存在，多少是应该有点东西的，否则市场早就把它给淘汰掉了。所以当前苏东国家请他们来设计经济改革方案时，他们才会把重心放在产权私有化、开放市场竞争、降低政府干预等方面。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过渡周期的，如果不能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妄图用休克疗法，一步跳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巨大鸿沟，那这样的改革不仅不会达到预期，反而还会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
那些贸然施行休克疗法的苏东国家很快就发现，尽管市场上的大部分企业都通过私有化改革而变成了私营企业，但是经营状况普遍都很糟糕，为了维持税基和就业，政府也只能继续给他们补贴以维持经营，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这种补贴无非就是从中央的财政预算，变成了税收减免、低息贷款、能源欠费等所谓市场经济的方式，其本质还是政府贴钱来维持这些低效率企业的经营。这些企业不仅不能创造足够的价值，反而要向全社会吸血。而那些少数具备竞争力的企业也没法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发展起来，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的资金和资源逐渐枯竭。根据世界银行在1996年和2001年发布的两份报告中的数据，俄罗斯在1995年-1998年的四年间，对亏损企业的预算外支持占GDP的比重高达8%-11%，比苏联解体前的补贴还要高。而那几年也正是俄罗斯转型最黑暗的时期，GDP、通胀、汇率、贫困率等主要经济指标极度恶化，休克疗法差点就让整个俄罗斯彻底休克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使用休克疗法的国家就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如果大量借外债来填补国内企业亏空，除非本国产业能借机迅猛发展，以经济增长来还清外债，否则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到债务危机，从而被迫接受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而IMF是个什么成色各国也都清楚，基本上就是西方资本的先头部队，他们在援助他国的时候一定会以各种名义要求受援国开放市场，开放金融，放松汇率管制，名义上是为了帮助这些国家改革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其实质就是为后续西方资本的入侵打开大门；倘若这些国家不借外债硬抗，那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停滞，甚至会错失国际产业发展的机遇，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继而长期成为发展落后的国家。
相比之下，我国的国企改革虽然一开始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改革的策略有些激进，但是很快就根据我国自身国情调整了节奏。总的来说，我们的渐进式改革，一方面逐步放开了市场管控，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到那些具备生产要素优势的产业，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手上越来越有钱的政府，也有能力对重要的国有企业进行扶持保护，在维持企业经营的前提下，逐步进行改制，留给国有企业足够的时间提高自身的企业竞争力。这种双轨制虽然不可避免的会为贪腐创造机会，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双轨制改革，既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又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是一条合理务实的经济转型路径。
几乎在整个90年代，主流国际机构与西方智库都一边倒的推崇休克疗法，反而认为我国的双轨制+乡镇企业的改革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到了1996年，世界银行在《Transition Report》中预测，中国会在2000年前后遭遇渐进陷阱。25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没看到这个陷阱在哪呢，反倒是连最迷信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也开始直接下场强势干预经济活动了。而那个曾被各国捧上天的休克疗法，也就在波兰、捷克、波罗的海三国这几个小国中取得了一定效果，这点效果还是在国际援助的前提下实现的，而其余那些彻底贯彻休克疗法的前苏东国家，以及在财政货币上部分休克的亚非拉美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真正脱离了发展落后的局面。也多亏我们民族一贯务实求稳的风格，才让我们没有轻易被西方世界忽悠，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踏踏实实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