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左宗棠病逝后，一众朝臣伤透了脑筋，连上奏四个谥号，却都被慈禧一一否决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慈禧连个谥号都不舍得给左宗棠？
1885年7月29日，福州城内一片炎热。年过七旬的左宗棠正在为两件大事忙碌，他在病榻上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两份奏折。
这两份奏折都涉及国家海防与领土的重大事项，一份是请求设立专门的海防大臣，另一份则涉及台湾建省的重大决策。
当时的左宗棠已经病重，但他依然以一个老臣的责任感，为国家的未来殚精竭虑。作为钦差大臣，他深知海防对于清朝的重要性，更清楚台湾在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
这两份奏折，可以说是左宗棠一生为国尽忠的缩影。从湖南安化县一个普通举人，到位极人臣的钦差大臣，他用了五十年的时间。
在这五十年里，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国，收复新疆，整顿海防，建设船厂，他的每一项功绩都在为清朝的统治续命。这些功绩让他成为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的＂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然而，这两份饱含深意的奏折上递后仅仅36天，这位为国操劳一生的老臣就在福州病逝了。他的逝世时间是1885年9月5日，享年七十三岁。
左宗棠的离世在清朝朝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作为当时朝廷最重要的大臣之一，他的突然离世让许多重大军政事务陷入了暂时的停顿。
值得欣慰的是，左宗棠生前上奏的两件大事，最终都得到了实现。清廷不久后就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建省的提议也在后来落实。
这种临终还在为国事操劳的精神，让人想起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故。左宗棠的一生，确实做到了这八个字的境界。
对于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清廷理应给予最高规格的追谥。然而，在为左宗棠选择谥号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波折。
左宗棠的谥号问题成为了当时朝廷内最紧要的议题之一。作为与曾国藩齐名的重臣，他理应获得一个能够彰显其功绩的谥号。
在清朝的政治文化中，谥号不仅是对死者功绩的肯定，更是朝廷对其历史地位的认定。为左宗棠选择一个合适的谥号，成为了朝中大臣们面临的一道难题。
拟谥大臣们首先想到的是参照同时期其他重臣的谥号。在他们看来，左宗棠虽然功勋卓著，但与被谥为＂文正＂的曾国藩相比还是有所不及。
这种比较的思维方式，让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胡林翼、林则徐、文祥等人的谥号。这些重臣都被谥为＂文忠＂，似乎这个谥号也适合左宗棠。
于是，拟谥大臣们拟定了四个不同的谥号，但都带有一个共同的字——＂忠＂。这四个谥号被一一上报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在当时的清廷，虽然名义上是光绪皇帝在位，但实际掌权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因此，谥号的最终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慈禧太后在看到这些谥号后，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她看来，一个＂忠＂字远远不足以概括左宗棠的一生功绩。
这种否决让主持拟谥的礼亲王世铎陷入了困境。面对慈禧太后要求提供更合适谥号的询问，世铎一时竟无言以对。
这种情况在清廷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拟谥大臣们会在第一次就提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谥号。但这次，他们似乎都低估了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功绩的评价。
在谥号问题陷入僵局之时，礼亲王世铎向慈禧太后推荐了许庚身。这位在军机处工作了近三十年的老臣，成为了打破这一僵局的关键人物。
许庚身并非等闲之辈，他早在咸丰二年就考取了举人，之后入职内阁中书。他曾参与编撰《宣宗成皇帝本纪》、皇室宗谱等重要典籍，对朝廷的典制和历史都有极深的研究。
在军机处的三十年里，许庚身参与了多次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他不仅熟悉军事，还特别注重研究地理，对西南洋的图籍都有深入研究。
这样的背景，让许庚身在处理左宗棠的谥号问题时，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思考。他提出了一个此前无人敢用的谥号——＂文襄＂。
＂文襄＂这个谥号在清朝历史上并不常见，但每一次使用都意义非凡。在许庚身向慈禧太后介绍时，他特别提到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靳辅和洪承畴。
靳辅是康熙年间的治河名臣，他在任河督期间，为治理黄河操劳三十余年。康熙皇帝将治河、三藩、漕运并称为三大要务，而靳辅在治河方面的成就，被认为堪比开疆辟土的功绩。
这个比较极具说服力。因为左宗棠在开疆拓土方面的成就，确实可以与靳辅的治河功绩相提并论。尤其是他收复新疆的功绩，在清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襄＂字在清朝的谥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辟地有德、甲胄有劳、因事有功，这三个条件中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用＂襄＂字。而左宗棠恰恰三个条件都满足。
他收复新疆，符合＂辟地有德＂；他平定太平军，符合＂甲胄有劳＂；他建设海防，整顿军备，符合＂因事有功＂。这样的功绩，完全当得起一个＂襄＂字。
慈禧太后在听取了许庚身的分析后，当即拍板同意了＂文襄＂这个谥号。她特别强调了左宗棠在开疆拓土方面的功绩，认为这完全配得上＂襄＂字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