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 难以启齿的轶事 隆冬季节，夜幕降临，无垠的夜空很快将整个村庄包裹在一片黑暗之中。 阵阵西北风在呼啸，摇曳着光秃秃的柳枝，带起一阵“呼呼呼”的声响。寒风叩击着木格窗户上糊着的残黄报纸，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来。“贼”风从缝隙中灌进屋来，吹得那盏放在火炕头上，昏暗的煤油灯火烛乱晃。但它（她）做为屋子里唯一的光亮，仍顽强地跳动着，像是在诉说着一段苦难的光阴故事。 火烛如豆，勉强能勾勒出一家人的轮廓。妈妈坐在炕上，就着那微弱的灯光做着针线活。她的右手一起一落，左右穿梭，动作娴熟而又轻柔，针钻布料和顶针撞击的“嘣嘣”声，在宁静的夜晚里，给我增添了一份欢乐和安全感。 然而，就在我稍微安静下来的时候，身上就觉得有虱子在不停地搔动着。我就势隔着棉衣靠墙蹭起“痒痒”来。妈妈见状，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计，让我把棉衣脱下，趴在被窝里。她把我脱下的棉衣棉裤翻过来，手指在衣服的缝间、针脚处不停的游走，细心的翻找着虱子。狡猾的虱子仿佛感到了危险，在衣服里东躲西藏，转换掩体，隐藏进夹缝中，躲避到线脚下，叠层里。但它那里能逃得过妈妈的那双慧眼，只见她时不时地用两个大拇指甲盖，把虱子夹在中间，用力一挤，“蹦”的一声，血水四溅，吸血烦人的虱子就一命呜呼了。妈妈的双甲渐渐地被染成了殷红色。 我望着妈妈那专注的眼神，娴熟的动作，趴在热炕上，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感受着暖意，细细端详着妈妈。煤油灯的火苗扑扑抖动，将光影投在墙上，映照着妈妈那专注而又温柔，但显憔悴的脸庞。在捉虱子的间隙，妈妈也会不由自主的轻吟着悲调，倾诉着苦难的身史以及压在她身上的重担，哼着啍着往往就会泪流满面…… 夜深了，屋外的风还在“呼呼”的刮着，窗外远处时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妈妈下炕上好门栓，熄灭了灯火，挨着我睡下，用手给我掖了掖被角后，那只温柔的手又在我的发间摸索着。尽管她也常用绊了线的箆子给我刮滋生在头上的虱子，有时还用“六六粉”农药浸泡衣物。但那些顽固的虱子，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妈妈的轻轻抚摸下，我的眼眸渐渐变的沉重，最终缓缓的闭上，沉醉于甜美的梦乡之中。 虱子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人人都有，家家一律。它与臭虫、跳蚤并称搔扰、危害人们卫生健康的三大害虫之一。那时除了用开水煮烫外，最最安全的措施，就只有手工捉除消灭了。上至百岁老人，下到几龄儿童都在捉虱子、灭害虫。尤其一到冬季，一身棉衣一穿就是几个月，无替代换洗衣物，往往就会变成了滋生虱子的温床。虱子的繁殖力极强，大大小小，代代相传。几个月下来，棉衣的接缝上就会布满一串串白花花的虮子，有的孩子头发上的虮子也是絮絮串串。它们黏附在纤维上、毛发上，且不易被弄掉，让人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上初中时，都还看到坐在我前桌的同学，发稍上、衣领处时有虱子在爬动。此种情况在乡村一直持续到了八十年代。仿佛就是那时我们乡村贫穷生活的一种象征，一个缩影。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一种被称做“灭虱灵”的产品被广泛使用，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改变，虱子这个困扰了人们几千年的小顽意，也随着一个时代的洪流冲刷，悄然变得无影无踪，最终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 这段往事，这个故事，在今天来讲，真有点难以启齿了。但它又是我们亲身经历，真实存在的。当我再次想起那段妈妈在油灯下捉虱子的时光时，心中就难免多了一份对那段艰苦岁月的理解与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