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暴行杀戮，巨赞法师举起屠刀，竟手刃了130多个日本人，他杀红了眼，吼叫道：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44年，桂林，这座以山水闻名的城市，正被日军的铁蹄碾压，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大规模推进，目标直指广西。 桂林成为他们的核心战场之一，残酷的战争如潮水般涌来，日军烧杀掳掠，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山河沦为炼狱。 可就在这片血与火的土地上，一位高僧放下了手中的佛经，拿起了屠刀，用他的双手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这位高僧，便是巨赞法师，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佛教徒的抗日传奇，更是一段关于信仰、慈悲与勇气的壮烈史诗。 巨赞法师原名潘楚桐，1908年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少年时期便展现出对文学和思想的浓厚兴趣。 1927年，他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但彼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危机迫在眉睫。 在大学期间，巨赞法师接触到进步思想，开始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可他的革命行为招致反动势力的追捕，被迫辍学并逃往杭州灵隐寺避难。 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佛教领袖太虚法师，太虚法师主张佛教应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与救济众生，而不是一味遁世。 巨赞法师深受触动，选择剃度出家，法号“传戒”，后改为“巨赞”。 出家后的巨赞法师，迅速投身佛教改革，他倡导佛教的“学术化”和“生产化”，提出僧侣应该具备现代文化知识，并通过劳动实现寺院的自给自足。 他认为，佛教的慈悲不仅仅是超度亡魂，更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众生解难，在抗战爆发后，这一理念更是成为他行动的核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的暴行让整个中华民族陷入深重苦难。 巨赞法师意识到，仅靠佛经的劝善不足以挽救人间疾苦，他开始走遍福建、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投身抗战。 他发起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号召全国佛教徒加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湖南，他创办《狮子吼》杂志，用文字宣传抗战思想，激励佛教界与民众。 巨赞法师还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亲自培训青年僧侣，教授他们急救、救护、宣传等技能，并派遣他们奔赴前线支援抗战。 1940年，巨赞法师来到广西桂林，这是一片文化与抗战激情交织的土地，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桂林的局势日益紧张。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桂林成为他们的攻击重点，日军的飞机和重炮不断轰炸城市，守城的中国军队与民兵拼死抵抗，但兵力悬殊，战况异常惨烈。 巨赞法师目睹日军的暴行，无数百姓被杀害，村庄被烧毁，尸体遍布大地。这让他深感痛心。 他清楚，佛教徒此时再谈“不杀生”，已无济于事，要保护百姓，他必须“入世救人”。 这一年，巨赞法师脱下僧袍，换上布衣，深入桂林周边的乡村，组织抗日活动，他带领民众布设埋伏，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一次，他得知日军一支200余人的小队驻扎在附近的村庄，巨赞法师决定发动一次伏击，他带领村民利用地形，设置陷阱，在夜晚对日军发起突袭。 他亲自持刀冲锋，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在这场战斗中，他手刃了130多名日军，这是一个高僧的“屠杀”，但更是一场为了守护生灵的战斗。 战斗结束后，巨赞法师站在日军尸体前，喃喃念道：“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这句话成为他一生的信念。 他没有为了杀戮而战，而是为了保护那些无辜的百姓，为了让生灵免遭涂炭。 巨赞法师并没有因为这次胜利而停下脚步，他继续带领队伍开展游击战，用简单的武器与侵略者对抗。 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重新回到佛门，投身于佛教教育与文化建设。 他创办了武林佛学院，致力于培养“新僧”，他要求学生们不仅要学习佛经，还要掌握现代文化知识与实用的技能。 1949年，巨赞法师作为了佛教界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巨赞法师为佛教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张佛教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废除封建陋习，推动佛教的现代化。 他提出“生产化”和“学术化”作为佛教改革的方向，这一理念对新中国的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巨赞法师因宗教身份受到冲击，但他从未停止对佛学的思考与研究。 他的诗文《还斋吟草》写满了他对现实的感怀与对未来的希望。 1984年，巨赞法师在北京圆寂，享年77岁。 他用行动告诉世人，真正的慈悲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直面人间疾苦；真正的信仰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敢于承担责任。 在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里，他的身影，不仅是一位僧人的象征，更是一位民族英雄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