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耿飚发现紧跟在身后盯梢的特务不见了，很是纳闷。随后，他特意买了礼物去探望特务，却无意间救了我方一元帅。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发布，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在欢庆胜利的烟火中，一场新的较量正在酝酿。
国共双方为了争夺战后中国的统治权，都在积极准备着。国民党掌控着政府机构，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外国援助，而共产党则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在许多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1946年1月，重庆谈判桌上，国共双方代表经过多轮谈判，终于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这份协议表面上为中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实际上却掩盖着双方的深深戒备。
为了执行停战协议，三方决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这个机构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组成，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和平，实际上却成了各方势力角力的平台。
军调部的领导机构是军事三人小组，由共产党的周恩来、国民党的张治中和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这三人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牵动着中国的局势。
在北平的军调部中，共产党派出了叶剑英担任代表，国民党派出了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美方则由饶伯森担任代表。三方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每天进行着复杂的谈判和博弈。
表面上看，军调部的成立是为了调解矛盾，维护和平。但是国民党方面却在暗中布局，派出大量特务潜伏在北京饭店内外，对共产党代表团进行全方位的监视。
特务们不仅在饭店门口和走廊里设岗，甚至还安排特务假扮成司机，渗透到共产党代表团的日常工作中。这种明里和谈、暗中设防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方面的不诚意。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耿飚作为军调部交通处长和共产党代表团副参谋长，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年轻时就投身革命，参加过工人罢工运动，还率领游击队上过井冈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
在长征途中，耿飚曾率部在湘江边浴血奋战，掩护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他还带领部队强渡乌江，拿下了险要的娄山关，为红军开辟了一条重要通道。
作为军调部的重要成员，耿飚经常需要外出办事，这也让他成为了国民党特务重点监视的对象。每次出门，都会有特务暗中跟踪，这些特务轮换值班，渐渐地耿飚对他们的面孔都变得熟悉起来。
北平的冬天寒风凛冽，特务们日夜轮班监视，也是一份辛苦的差事。一天，耿飚发现平常经常跟踪自己的一个特务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了。
这种异常的情况引起了耿飚的注意，他开始留意打探这名特务的情况。通过其他特务的交谈，他得知这名特务因为疟疾病倒，正在家中养病。
当时的疟疾是一种常见病，发病时全身发冷，高烧不断，俗称＂打摆子＂。在那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这种病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容易反复发作。
耿飚得知这个消息后，特意去药店买了一些治疗疟疾的奎宁药。这种药在当时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价格不菲，普通老百姓并不容易买到。
这位生病的特务住在北京饭店后面的一处小房子里，环境十分简陋。当耿飚拿着药上门探望时，这个意外的到访让特务十分惊讶。
探病的过程中，特务渐渐放下了警惕。一个是病中的人心理防线本就较弱，再加上耿飚表现出的真诚关心，让特务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温暖。
两人的谈话从日常生活开始，慢慢转向了工作。特务谈到了自己工作的艰辛，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做这份差事，言语中充满了无奈。
在交谈中，特务逐渐对耿飚产生了信任感。他开始讲述起特务系统的一些内部情况，包括对共产党代表团的监视安排，以及一些具体的监控方式。
通过与特务的深入交谈，耿飚获得了一个惊人的情报。那就是国民党不仅在明面上派特务监视共产党代表团，还在暗地里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
在谈话中，特务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国民党在翠明庄安装了窃听设备。翠明庄位于北京东华门拐角处，是国民党专门安排给叶剑英的住处。
这个消息让耿飚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叶剑英作为共产党代表团的核心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谈判的进程和代表团的安全。
获得这个情报后，耿飚立即向李克农做了汇报。李克农是共产党情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对翠明庄进行了仔细检查。
检查的结果证实了特务的话，他们确实在翠明庄的多个位置发现了窃听设备。这些设备被巧妙地隐藏起来，如果不是事先得到情报，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
面对这个发现，共产党代表团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应对方法。他们没有立即拆除这些窃听设备，而是将它们保持在原位，并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揭露这件事。
他们邀请国民党代表来到翠明庄，当着他们的面找出了这些窃听设备。这些实物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国民党方面在和谈过程中的不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