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之前，全军少校和中校的总人数加在一起为82514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解放军成为国家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军衔问题迅速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正规军都已拥有军衔体系，而我国的军队则没有军衔，造成了许多实际困难。
特别是在外交场合，面对其他国家佩戴将星的军官时，我方代表如果没有明确的军衔，往往会陷入尴尬局面，难以确定合适的交流人选。
此外，在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由于我国军队没有军衔，朝鲜军队有明确的指挥系统，导致两国军队在实际作战时缺乏统一的指挥规范。
战场上突发情况时，双方士兵并不清楚应该听从哪一方的指挥，这对协调作战带来了困扰。正是出于这一背景，军衔制度的设立被提上日程，旨在规范军队管理，提升作战效率。
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趋向于一边倒，全面支持社会主义阵营。为此，军衔制度的设计借鉴了苏联的模式。最初，中国设想效仿苏联的军衔设置，甚至为表彰毛主席领导红军取得抗战胜利的功勋，考虑授予他“大元帅”军衔。
然而，毛主席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军衔评定是项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而且自己穿上“大元帅”的军服也不合适，无法与群众亲近交流。最终，毛主席的最高军衔为“元帅”，紧随其后的是“大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军衔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首先，中苏关系的变化是重要因素。起初，设立军衔制是为了向苏联示好并融入社会主义阵营。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双方公开批评对方，军衔制度所带有的苏联色彩变得不再适应中国的国际立场。
其次，军衔评定标准本身存在问题，缺乏明确的晋升规划。1955年设定的军衔与后来的职务晋升脱节，许多军官职务提升迅速，但军衔却未能与之匹配，造成了职务与军衔不一致的现象。
此外，军衔制还导致了军官待遇差距过大，令一些高级将领产生不满。1958年，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曾表示自己不喜欢肩上的军衔，有不少与会者也建议取消这一制度。毛主席对军队高级干部的高待遇产生了不满，认为这与当时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1964年，毛主席下令对军队高级干部进行减薪，并提出取消军衔的建议。此后，毛主席与贺龙、罗瑞卿等高层领导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最终决定取消军衔制度。
1965年，中央军委正式通过《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宣布解放军将不再使用军衔制，转而采用职务名称。
为了保持军队的严谨性，新的着装方案被提出并得到批准，解放军的官兵开始佩戴全红五角星、全红领章，统一穿着解放帽。
在这一制度下，唯一能够区分干部与普通战士的标志，就是军服上的衣兜数量。干部的军服上设有四个兜，而普通战士的军服则只有两个，尽管从远处看，这种区分不甚明显。
此举意在削弱军事层级差异，强调每个官兵在集体中的平等地位。然而，这种无军衔的做法，在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特别是在指挥和协作方面。
1979年，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这一问题显现得尤为明显。参战的部队来自不同的军区，士兵和指挥官大多彼此不熟悉。
在一次行军过程中，不同部队的官兵因未能识别指挥官的身份，导致了行进速度缓慢、秩序混乱。一个师长试图通过爬上坦克、喊出自己身份的方式来指挥队伍，但由于他与其他官兵佩戴相同的红领章和解放帽，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混乱局面未能及时得到解决。
这一事件暴露了没有军衔制度所带来的指挥困境，尤其是在战争时局下，没有明确的指挥体系，可能导致无法协调的局面，严重影响战斗力。
鉴于此，1979年9月，总政治部向中央提交了《恢复军衔制度的初步方案》。尽管不少人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恢复军衔可能带来新的等级分化，但随着中国与国际接触的增加，军衔制度的缺失带来的尴尬局面逐渐引起了重视。
例如，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中国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如胥光义在接待过程中遭遇了身份困惑。虽然胥光义曾被授予少将军衔，但由于没有军衔标识，美方根据其他标准给他安排了上将接待规格，这种情况无疑体现了没有军衔带来的外交尴尬。
此外，中国军队的开国功臣们，如贾若瑜，在访问伊朗和巴基斯坦时，同样因无法明确军衔而产生困扰。外国方面无法清楚了解中国军事领导人的身份等级，导致一些场合上的礼遇与待遇不明确或甚至被误解。
随着这些问题的显现，邓小平逐步推动恢复军衔制度。1980年，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军队应恢复军衔制度。虽然我国当时军队人数庞大，且恢复过程需要时间，但这一决策最终在1988年得以落实。
参考资料：《新中国第一志》编写组. 《新中国第一志》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