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画大师徐悲鸿在香港花1万元外加自己的7幅画作，买下了一幅陈旧发黄，没有落款，不知朝代的画。
1937年初春，香港街头张贴着一则画展通知，上面印着徐悲鸿的名字。这位当时已经成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画家，正准备在香港举办他的个人画展。
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作家许地山，一直与徐悲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天，许地山找到正在筹备画展的徐悲鸿，说有一位德国籍的马丁夫人想请他去鉴赏一批中国书画。
这批书画的来历并不简单。它们原本属于马丁夫人的父亲，一位曾在清朝末年担任德国驻华外交官的收藏家。
这位德国外交官在华生活数十年，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兴趣。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购买了大量的中国书画和文物。
随着这位德国外交官的离世，他的女儿马丁夫人继承了这批珍贵的藏品。考虑到当时欧洲局势动荡，马丁夫人决定将这些藏品变现。
她带着几大箱字画专程来到香港，希望能找到真正懂得这些艺术品价值的买家。通过各种关系，她得知徐悲鸿正在香港。
当徐悲鸿走进马丁夫人的临时寓所时，看到的是摆放整齐的数个大木箱。这些木箱里装着来自中国的艺术瑰宝。
徐悲鸿仔细翻看着每一件作品，当打开第三个箱子时，一卷已经泛黄的画作出现在他面前。这幅画的纸绢已经呈现褐色，既没有作者落款，也没有历代收藏印章。
但就是这样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却让徐悲鸿立刻决定要将其买下。
为了表达对这幅画的珍视，徐悲鸿特意制作了一方印章。这方印章上刻着＂悲鸿生命＂四个字，被他郑重地盖在了画卷之上。
这次意外的收获，让徐悲鸿暂时将画展的事务放在一边。接连几日，他都在仔细研究这幅画，试图从中发现更多的信息。
这幅画作展开后，呈现出292厘米长、30厘米宽的恢弘画卷。画面上的内容展现了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场面，描绘着八十七位神仙列队朝拜的场景。
画作采用白描的方式，用简洁有力的线条勾勒出每一个人物的形象。从画面的右侧到左侧，依次排列着神将、侍者、仪杖队伍和乐队。
每一位神仙的形象都栩栩如生，他们或手持法器，或捧着贡品，或吹奏着乐器。
徐悲鸿在反复研究这幅画作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特征。画作的线条运用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每一笔都充满力量，又不失优雅。
为了确认这幅画的年代和作者，徐悲鸿邀请了当时最有权威的书画鉴定专家前来观画。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是张大千和谢稚柳。
张大千通过对比宋朝的寺院画工样本，发现这幅画的风格与其他作品有明显区别。他认为这幅画的笔法更加豪迈博大，气度开放，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
通过仔细分析画作的技法特点，尤其是人物的头发和胡须的描绘方式，谢稚柳也得出了重要结论。他指出这幅画的技法与隋唐壁画极为相似。
两位专家的鉴定结果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这幅画很可能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作品。吴道子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称为＂百氏画圣＂。
这幅《八十七神仙卷》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吴道子的真迹流传至今的极为稀少，大多数都是后人的摹本。
1942年的昆明，战火频繁。徐悲鸿正在武成路举办一场特殊的画展，这是一场为抗日将士和烈士家属筹集资金的劳军画展。
尽管空袭警报不断响起，但观众依然踊跃参观。5月1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空袭改变了这幅千年古画的命运。
当徐悲鸿从防空洞返回办公室时，发现办公室的门和箱子都被撬开。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其他30多幅画作全部消失。
这起失窃案惊动了云南省政府，但经过调查依然没有线索。
直到1944年，一线希望出现了。徐悲鸿的学生卢荫寰在成都发现了这幅画的下落。
卢荫寰采取了谨慎的方式，没有立即惊动持画者，而是先写信告知了老师。经过周密策划，徐悲鸿通过一位在新加坡认识的朋友展开了赎画行动。
这次赎回的代价十分巨大：20万银元外加徐悲鸿的20幅作品。要知道，当时在北京一座上好的四合院也不过一万银元。
画作虽然回到徐悲鸿手中，但原本的＂悲鸿生命＂印章和题跋已经被割去。所幸的是，画作的主体内容完好无损。
1953年9月，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因病去世。他的夫人廖静文遵照丈夫的遗愿，将包括《八十七神仙卷》在内的所有藏品捐赠给了国家。
这批藏品包括1000多件徐悲鸿的作品、1000多件历代名人字画，以及上万件图书资料。这些珍贵的艺术品最终都被收藏在徐悲鸿纪念馆。
廖静文成为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她继续履行着丈夫保护文物的责任。在她的带领下，纪念馆开始了对《八十七神仙卷》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为了让更多人能欣赏到这幅千年古画，纪念馆组织了专业团队进行复制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制作出了一幅与原作完全一致的复制品。
这幅复制品长1268厘米，高34厘米，不仅保持了原作的神韵，还完整地再现了每一个细节。这项工作为传统文物的保护和传承开创了新的方式。
如今的《八十七神仙卷》安静地保存在纪念馆中，见证着中国传统艺术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