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最后陈述：“受贿的钱我不认，但违规收入 400 万我承认，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出生于云南省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小时候家境贫困，经历了战乱年代的动荡。他年轻时曾上过战场，后来逐渐踏入工厂管理领域。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当时的玉溪卷烟厂濒临倒闭，亏损严重，几乎已经没有生存的可能。这位年过半百的厂长带领团队开始了一场工业奇迹。   褚时健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机遇，大力推动技术改造，引进先进设备，同时发动本地农民种植优质烟草，培训相关技术人才。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玉溪卷烟厂从一个破败的小工厂跃升为亚洲最大的烟草生产企业，其代表品牌“红塔山”更是在国内外市场声名鹊起。   凭借这一成就，褚时健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先后荣获全国十大企业家和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的称号。荣誉与地位的提升也在悄然改变着他的心理，最终将他推向了人生的深渊。   1999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进行了审理，控诉他涉嫌贪污受贿金额高达人民币3630万元、100万港币和30万美元。面对这些指控，褚时健坚决否认。他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道：“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但那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尽管褚时健在陈述中承认了部分违规收入，但他对巨额贪污的指控持否认态度。在庭审中，检方通过详尽的证据链条表明，褚时健在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家人和同伙，非法攫取巨额财富。   从1991年到1995年，他的家人、亲属及其他参与者多次参与非法倒卖卷烟，从中获利。司法部门查明，其家人通过这一操作收受了巨额现金、黄金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账外资金”的问题。检方指控，这些账外资金以烟厂名义存入香港、珠海等地的账户，总金额高达10多亿元人民币和2500万美元。   这些资金的存在，是褚时健长期利用职务便利，批准批量销售卷烟，从中获取差价的结果。根据卷烟厂的多名财务工作人员供述，这些资金的使用仅能通过褚时健本人签字授权，普通员工甚至包括副厂长都无权过问。   在庭审中，检方还提到了一次关键的资金转移事件。褚时健曾在1995年指示下属，将一笔1000万美元的公款以支付设备款项为由，转至新加坡的一家私人账户。这一操作被会计详细记录在案，而这笔资金的最终去向，正是褚时健的家庭控制的多个账户。   除了褚时健个人外，他的家人也深度参与了这条贪腐链条。庭审期间，检方明确指出，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女儿褚映群及其他近亲属，在倒卖卷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特别是马静芬，她在受贿后甚至公开表示，“钱都是那些倒烟发财的人送的，送了多少我记不清了。”这种毫不避讳的言论，让公众对整个家族的腐败程度更加震惊。   不仅如此，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还利用父亲的地位，直接向下属索要了高达3600万元人民币的回扣。这笔资金成为案件审理中重要的指控内容之一。   褚时健在最后的陈述中虽极力否认高额贪腐，但庭审期间披露的事实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检方坚称，褚时健及其家人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利用权力牟取巨额利益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尽管褚时健试图在陈述中强调自己对烟厂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但这并不能为他掩盖罪行。   尽管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但他因身体健康原因，在2002年申请保外就医，并于2008年获得减刑至12年。离开监狱后，他选择回到云南乡村，开始了另一段人生旅程。这一次，他投身农业领域，在高龄之际成功创业，种植出被誉为“褚橙”的高端品牌橙子，再次赢得市场的认可，成为家喻户晓的“褚橙大王”。   无论后来的褚橙事业多么成功，公众始终无法忽视他在烟草领域贪污的沉重历史。尽管一些人因他晚年的高龄创业成就而重新审视这位老人，但他的名字仍然伴随着烟草大王、贪污犯、褚橙大王等多重标签。   褚时健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跌宕：他曾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标杆企业家，也是挽救濒危企业的传奇人物；但他同时也因贪腐坠入深渊，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   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对权力与诱惑关系的深刻警示。在他最后的陈述中，既有对过错的承认，也有对人生的辩解，但无论如何，他所犯下的错误将永远写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