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陕西省委的张德生在北京开会时专门找到主政甘肃的张仲良，对他表示如果甘肃缺粮陕西可以支援一些。
张仲良通过自学成材。
年轻时，他在家乡做教员。
1931年，张仲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
加入党组织后，张仲良参与了陕甘边的红军游击队，随后在红二十六军中担任政委，积极参与反“围剿”战斗。
张仲良还与杨虎城、张学良等人联系，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与实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负责保卫陕甘宁根据地。
战争结束后，张仲良继续在陕北工作，担任联防军副政委，参与防守和建设。
1949年，张仲良又率领部队进入青海，解放了西宁，张仲良被任命为青海省委书记，并兼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他的领导下，青海省的社会秩序得到了稳定。
1954年，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接替了张德生的位置。
在1960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错误方针，甘肃省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张仲良在面对饥荒蔓延时，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最终甘肃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超过了百万人。
大跃进期间，张仲良对浮夸风和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抱有盲目的支持，甚至提出过一些极具争议的口号，在地方实施了大量不符合实际的经济项目。
在饥荒爆发后，张仲良并未及时向中央报告灾情，反而出现了将粮食支援陕西的荒谬做法。
“引洮工程”，虽然在建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工程未能顺利完工，并且浪费了大量的物力。
直到中央派出监察人员核实情况后，灾民才得到了应急救援，张仲良也因此被免去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苏工作。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频发、农业严重受损、饥荒蔓延。
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改革，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过度开垦，农业生产不但未能实现预期的增长，反而遭遇了自然灾害的冲击。
在1959至1962年这四年间，旱灾、涝灾、蝗灾等多种自然灾害轮番袭击中国大部分地区。
河南省在1961年农业受灾面积达到434.5万公顷，成为这一时期最严重的受灾省份之一。
与此同时，干旱还导致了大量的水源断流，许多重要河流干涸。
尤其是1960年，东部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等地，连续遭遇台风侵袭，洪水泛滥长达五个月。
许多地区的农田被水淹没，大面积的粮食作物损失。
台风登陆频繁，甚至超过了常年的三倍。
1961年，灾情依旧没有好转，连续阴雨和暴雨更是让农田变成“烂场”。
不仅如此，蝗虫成群结队地飞到农田，吃尽了田间的庄稼。
滨湖蝗区、沿海蝗区和内涝蝗区等地成了灾害的重灾区。
蝗虫大肆啃食农作物。
为了实现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许多地方政府夸大了粮食产量，虚报产量。
尤其是1958年，环江县在“生产大跃进”的口号下，虚报了高达130万斤的亩产纪录。
这种浮夸的统计也导致了地方上粮食的大量征收，许多农民只得交出自己的口粮。
加上农业管理不善，农村地区的粮食供给愈加紧张。
到了1960年，大量农民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无以为继，死亡率急剧上升。
尤其是在环江县等地，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为了维持“政绩”，许多地方政府对饥荒采取了掩盖的策略。
粮食被强制征收，甚至出现了人为制造的恐怖事件。
许多地方出现了逃亡、弃田的现象。
在南方，受涝灾影响较严重的地区，荞麦逐渐成为了一种适应性较强的作物。
荞麦可以在干旱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其生长周期较短，能够迅速结出果实。
尤其是在1961年以后，荞麦成为了灾区农民的重要救命粮。
然而，无论是自然灾害的频发，还是人力资源的浪费，都无法掩盖这场三年灾难的深远影响。
中国的农业在这场灾难中损失惨重，粮食产量急剧下降。
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饥荒，但直到1962年，饥荒才开始逐渐缓解。
直到这一年，粮食产量并未明显恢复，但人口基数因大规模的死亡而减少，供给才勉强跟得上生存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