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和黄埔同学决裂，胡宗南说：日后战场相见，我留你一命！陈赓说：日后战场相见，我手下绝不留情，这是我敬重宗南兄的最好手法。陈赓前脚刚走，校长就派人持枪破门而入。
在黄埔军，胡宗南隶属于孙文主义学会，而陈赓则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一员。
两派因理念不合，经常发生冲突，在一次广东大学的集会上，陈赓和李仙洲发生争斗，而胡宗南则赶来为李仙洲助阵。
结果，陈赓反而转身追逐胡宗南，后者最终在混乱中丢掉了帽子。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胡宗南加入国民党军队，逐渐升职为西北战区的指挥。
陈赓则投身红军，1932年，胡宗南在鄂豫皖地区首次与红军接触，而指挥红12师的正是陈赓。
十多年后，陈赓与胡宗南的再次对决发生在山西。
这时的胡宗南已经是蒋介石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而陈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仅有约2万人。
1945年。胡宗南的部队在山西临汾一带集结，目标是浮山，而陈赓则选择了与浮山相关的临浮公路作为诱饵。
陈赓精心布局诱使胡宗南的第1旅进入陷阱。
当敌军第1旅轻松占领浮山后，他们并未察觉到身后逐渐逼近的共军主力。
陈赓迅速指挥李成芳的11旅、周希汉的10旅，以及13旅等部队配合，形成了合围之势。
9月，第1旅的第2团在临汾东部的官雀村集结时，已经处于陷阱之中。
陈赓精准预测敌人的反应，一旦敌人开始应对所谓的小股骚扰，便果断指挥李成芳部队发起进攻。
一夜之间，敌军第2团的指挥所被彻底摧毁，团长王亚武被击毙，整个第1旅的东、西、南三面被共军围困。
然而，第1旅的指挥官黄正诚并未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部队开始遭遇严峻的围困，他才开始向上级寻求增援。
董钊得知消息后，迅速要求胡宗南立即派兵增援。
为了挽回局面，董钊指挥27旅与167旅放弃了浮山的战斗，迅速向西推进，解救被困的第1旅。
与此同时，陈赓继续指挥部队坚决阻击敌人，同时10旅有效地封锁了敌人从东部向西进攻的道路。
此时，敌人27旅与167旅虽然尝试通过多个方向进行反击，但都未能突破陈康的防线。
陈赓意识到需要快速决胜，因此下令集中火力对黄正诚及其部队展开压制。
周希汉指挥的10旅开始向陈堰村发起总攻，黄正诚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
终于，在周希汉的突击下，黄正诚被迫放弃了抗争。
1950年，陈赓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继续向西南推进，在解放滇南的战役后，陈赓将目光锁定了西昌。
西昌的守将便是胡宗南。
胡宗南曾是蒋介石手中的一枚王牌，在局势极为困难时，蒋介石往往依赖他来扭转战局。
但在成都战役中，胡宗南在军队指挥官会议上曾豪言壮语，表示将为党国牺牲，而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却偷偷离开了指挥部，飞往海南岛。
他错失了时机，最终成都被解放，而胡宗南也被蒋介石严厉斥责，甚至被要求前往西昌为自己的行为“戴罪立功”。
然而，陈赓在解放云南后，迅速切断了胡宗南的退路。
3月，陈赓的部队向西昌发起了夹击。
胡宗南此时急忙指挥军队进行防守，并试图通过在德昌、盐源等地设防。
他心中清楚，西昌无法久守。
尽管他频频命令部队坚守几天，此前的逃跑经历让他的部下对他缺乏信任。
1949年，胡宗南曾为了躲避蒋介石的惩罚而逃往海南岛。
尽管他给部下开出了“指令”准备突围，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
26日，当解放军的主力进逼西昌时，胡宗南终于决定弃守西昌，悄悄搭乘飞机逃往台湾。
然而，无数的将领纷纷声讨胡宗南的背信弃义。
就在胡宗南飞往台湾的途中，解放军已经攻入了西昌，胡宗南的残余部队四散逃窜。
西昌战役后，胡宗南彻底从蒋介石的权力体系中消失。
在黄埔军校，陈赓不只有敌人胡宗南，他也结识了诸多好友。
宋希濂与陈赓的关系则更为亲密。
两人均为湖南人，早年便已相识。
1924年，陈赓与宋希濂一同考入黄埔军校，两人性格互补。
宋希濂在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但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在陈赓被捕的那一天，宋希濂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联合黄埔校友向蒋中正求情。
尽管两人身处不同阵营，宋希濂依然将陈赓视为挚友。
1925年，黄埔军校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蒋中正几乎丧命，幸得陈赓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背负蒋中正行进了一百多里，成功救了他的性命。
这一事件深深打动了蒋中正。
事后，蒋中正多次表达对陈赓的感激。
在上世纪50年代，宋希濂成为战俘，陈赓亲自前往探望，带去酒水，并与宋希濂回忆黄埔时期的日子。
陈赓逝世后，宋希濂深感悲痛。
1985年，他遇到了陈赓的妻子傅涯，并恳请她为陈赓送上一枝花。
参考文献：[1]吴景山,李虹瑶.民国《胡宗南纪念碑》述略[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