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明礼和弟弟去青岛，给死去的姑姑奔丧，却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那时他31岁，妻子26岁，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4岁，小的11个月大。而他弟弟只有21岁，刚娶亲一个月。 后来部队上船撤退，兄弟俩就分开了。从那以后，陈明礼再也没见到弟弟。 他跟着国民党军到台湾后，趁乱逃出部队到了新竹，在一个鞋厂装卸车打零工。几年后，回大陆显然已经遥遥无期，他就求鞋厂的老板到车间做学徒工，学怎么做皮鞋。 又过了十来年，皮鞋厂经营不善大裁员，49岁的陈明礼被解雇。祸不单行，他又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传染病房。 陈明礼心灰意冷，甚至想从病房6楼窗ロ跳下去一了百了。但是，在一位善良护士帮助下，他又有了生活的勇气，并爱上了这位护士。她29岁，是新竹当地人。父亲是个大农场主，有好几个种植园。 几年前，她丈夫出车祸去世。在医院朝夕相处三个月，两个不幸的人心慢慢走到了一起。陈明礼出院后，俩人很快结婚。 1967年，陈明礼在台湾的大儿子出生。岳父对他也逐渐信任，开始让他管理种植园的人事和财务。后来，妻子又陆续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人幸福美满，让他很少再去想大陆另一头。 由于陈明礼和老兵们来往不多，直到1987年，一位老兵打来电话，他这才知道，已经有许多人同祖国大陆家里人联系上，并准备回乡探亲。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他吃了一惊，有些魂不守舍。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岳父已被出肠癌。他只好瞒着太太，悄悄托一个老兵替他捎了一封家信，让家里人知道他还活着。 三个月后，岳父去世，老人把两个种植园留给陈明礼夫妇。 1988年5月，老家也托人捎来了信。爹娘都已去世；家里的老伴已经60多岁，身体还硬朗；两个女儿只活下来一个，嫁在县城教书。老家只剩老伴一个人，在等69岁的他回去。 给岳父处理完后事，陈明礼给太太讲了家里的来信，太太一听就哭了。连着几天，陈明礼茶饭不思，太太就跪在岳父灵位前不停地哭。陈明礼只好把回家探亲往后推。 可是，在台湾终了一生不是陈明礼所愿，他是被战争裹挟着改变了命运。现在，他的家人在祖国大陆等着，他要是再不回去，就愧对死去的爹娘。第二年，他征得了太太同意，把两个种植园的管理权转给了妹夫。 当时，他心脏病和糖尿病非常严重，得住院治疗。他把回家当成了一种信念、一种斗争，要是活着回去，战胜命运。被这难以把握的命运捉弄了一辈子，这一次一定要与它抗争一次。 他终于战胜病魔，出院两个月以后，1989年8月，陈明礼和太太踏上了归国路。 时隔40年，老伴再见到陈明礼时，丈夫身边已经多了个陌生的女人，气氛说不出的尴尬。晚上，女儿永兰带着家人也回来了。有了孩子在其中周旋，三个人的处境都好了很多，老伴也开心起来。 女儿还贴心地专程带太太到北京玩了几天，给陈明礼创造机会，同老伴单独待了几天，和老伴说了几天几夜的心里话。 陈明礼劝老伴想开点，再耐心地等他几年。等两个孩子都在台湾读完大学，能自己养活自己了，他就要回到家乡来，守着她，哪里也不去。 这番话真正让老伴放下了心，等女儿陪着太太从北京回来，姐俩处得一直很融洽。这让陈明礼一颗内疚的心，总算有了一点平衡。 一个月假期结束，陈明礼回到台湾马上又住进了医院。太太一直在身边护理，这让他觉得对老伴的承诺似乎并不现实……在太太的照顾下，他又一次死里逃生，身体慢慢复原。 1992年，陈明礼的小女儿出嫁定居澳洲，在台湾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太太两个人。美国的大儿子催他们到美国去定居，大陆的女儿希望他能回老家安度晚年。 1996年，陈明礼和太太正准备先到美国为儿子订婚，大陆的女儿打来了电话，说她母亲已是乳腺癌晚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接完电话，陈明礼的大脑一片空白，脸色煞白。太太怕他心脏病犯了，忙问什么事，他只说了一句:“我要回大陆老家!”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12月，陈明礼和太太同时赶赴台北机场。只不过太太是飞美国，因为儿子订婚的日子不能再改。 回到家里，陈明礼才知道，为了母亲的病，女儿已经倾家荡产。可即使这样，女儿都没有开ロ问他要一分钱，这让他更有说不尽的内疚。 老伴干咳几声，咳出一些痰，陈明礼忙上前给她擦干净。摸到老伴的脸庞，他突然想起这是几十年后相聚以来，最亲昵的举动。几十年的分离让他们变得连陌生人都不如……他忍不住把脸贴着老伴的脸哭了起来。 老伴临走前说道：“永兰她爹，你真的回来了，不再走了，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事儿，等了一辈子总算没白等。只是你回来了，我又要走了，咱俩这辈子只有到了地下再团圆了。” 给老伴处理完后事，陈明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就回不了台湾了，他不能半道上再扔下太太。 临走，陈明礼又去到老伴墓上看了看。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有对不起历史，却对不起老伴。这种终生的痛，只有死的那天才可以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