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里如果有人得了强迫症,最先被改变的,往往不是那个生病的人,而是整个家的“空气”。
那种空气是紧的。门锁了没有,手洗了没有,那句话到底说错了没有——这些念头不只住在患者的脑子里,也慢慢渗进了家里每一个人的神经里。你说话会不自觉地变小心,做事会不自觉地多看两眼,明明什么都没发生,心里却总悬着一块东西。有强迫症患者的家庭,常常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用力,每个人都很累,但谁也说不上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一、家里最常出现的事:不是“不管”,是“太配合了”
强迫症家庭里有一个很隐蔽的陷阱,心理学上叫“家庭顺应”。意思是,家属为了缓解患者的焦虑,会不自觉地参与进他的强迫行为里:帮着反复检查门窗,一遍遍回答“没事的,你刚才确实关好了”,甚至绕开某些地方、藏起某样东西,只为了让那个人的紧张能稍微降下来一点。研究显示,强迫症患者家庭中顺应行为的发生率可以高到五六成甚至九成以上,中国的家庭里“情感参与”式的配合尤其常见。
你很难责怪这种配合。因为出发点太自然了——谁忍心看着自己的家人难受呢?但问题恰恰藏在这里:顺应能换来一时的安静,却会让强迫的循环变得更牢固。患者从家人那里得到的“保证”,就像给一个口渴的人喝盐水,当下舒服一点,下一次渴得更厉害。家属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生活节奏交了出去,越过越窄,越过越累。
二、佛教说的“不争”,和心理学说的“顺其自然”,其实是一件事
佛陀有一个故事,讲魔罗来找他,说要用傲慢、愤怒、恐惧来跟他斗。佛陀拒绝了,说:与这些斗争,我只会越陷越深。强迫症最折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你越想把那个念头按下去,它反弹得越凶;你越想跟它讲道理,它越显得有道理。佛教讲的“不执着”“不纠缠”,不是放弃,而是看清了:那个东西本身是虚幻的,你停下来不跟它打,它反而没有着力点。
心理学里把这个道理讲得最透的,是森田正马。他自己年轻时就饱受神经衰弱的折磨,试过各种办法去“治”自己,都没有用。后来他干脆不跟那些症状较劲了,把精力放回该做的事上,那些紧张和不安反而慢慢松开了。他留下的一句话非常朴素,却几乎说中了所有强迫症家庭最需要听的东西:“忍受痛苦,为所当为。” 痛苦在的时候,不等它消失再生活;带着它,去做眼前该做的事。对家人来说也一样——不是等患者“好了”这个家才能正常,而是这个家先恢复正常的节奏,患者才有路可走。
三、一个家庭开始松动的时候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叫海涛的年轻人,强迫思维最重的时候,走在路上腿会突然僵住,脑子里反复盘旋着“刚才那个动作对不对”。他妈妈一开始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反复回答他、反复确认、反复帮他“排查”。但她自己也快被拖垮了,夜里睡不着,白天说话都带着一股绷紧的小心。
后来有人跟她讲了一句话:你每一次给他保证,都是在告诉他“这件事确实值得担心”。她听进去了。下一次海涛再来问“我刚才是不是又僵住了”,她没有像以前那样说“没有没有你放心”,而是顿了顿,说:“妈也不知道。但饭快凉了,先吃吧。”海涛愣了一会儿。那顿饭他吃得并不轻松,念头还在,但妈妈没有接住那个念头,也没有把它推开,只是把碗筷摆好,坐在了他对面。
就是从这种很小的事情开始,家里的空气一点点变了。不是谁“战胜”了强迫症,而是那个家不再把全部的力气都花在跟它打架上了。海涛后来在治疗中慢慢练习观息和亦止的方法,但他说,妈妈那句“先吃吧”,是他很久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原来那个念头可以就那样搁在旁边,人还是可以坐下来吃饭的。
四、几条可实践的建议
第一,把“保证”换成“在”。 家人反复问“没事吧”的时候,不必硬邦邦地拒绝,但可以试着少给一句“绝对没事”,多给一句“我在这儿”。你不需要替他确认世界是安全的,你只需要让他知道,不安全的时候也有人坐着。
第二,不要等“好了”再生活。 家里该吃饭吃饭,该出门出门。不是冷落,而是让生活本身成为一个锚——强迫症最怕的,其实是一个不围着它转的家。
第三,家属也要有自己的“不争”。 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完美应对。累了就歇,烦了就说“我现在不想回答这个”。一个允许自己疲惫的照顾者,比一个硬撑着的照顾者走得更远。
如果想把练习做得更细一点,有两本书可以放在手边。李宏夫的《情绪自救》和《战胜强迫症》,讲的正是怎么从“跟念头纠缠”慢慢退到“看着它来去”。书里的观息法和亦止法,说到底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不喂它,也不赶它,把注意力放回呼吸和手边正在做的事上。这和佛陀说的“不争”,和森田说的“为所当为”,走的是同一条路。
一个有强迫症患者的家庭,不一定是愁云惨淡的。它也可以是一个慢慢学会“不接招”的家:念头来了,有人紧张,有人想帮忙,有人忍住不帮,然后大家还是坐下来,把那顿饭吃完。疗愈常常不是从一个正确答案开始的,是从一家人不再围着同一个念头打转,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