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街头巷尾的茶馆里，人们议论的不再是英国的板球赛，而是殖民者的高傲与生活的困苦，在这么一个大伙都欲改变的时期中，有位叫李光耀的年轻律师，正用一种出乎预料的方式，默默积攒着改变未来的力量，他的战场，不在议会，而在法庭；他的兵器，是法律还有人心。

故事的起点，是一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案，

在诗巫山区，有位名叫刘仙源的伐木工，因干活时界线不明，错砍了12株保护区的树，

殖民政府的森林局长极为恼怒，欲以“故意破坏”的重罪来严厉惩处这名贫苦工人，

那时官场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形，这场审判基本没有什么悬念，

绝望的刘仙源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那家刚开业不久的李光耀律师事务所，

李光耀的几位雇员起初并不看好这个案子。

案子虽小，油水也少，对手是有权势的殖民政府，获胜的几率不大，

但李光耀却力排众议，决定“小案大办”，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是为一个伐木工辩护，更是在为所有受压迫的华人群体发声，

他向团队表示：“百姓称我们为‘包公救星，我们要怎样努力，才能配得上这个称谓？

我认为唯有脚踏实地为他们干事，方不辜负民众的期许！”

他亲自前往偏远的诗巫山区，一待便是七日，他白天查看案件卷宗、去现场走访，夜晚于简陋旅馆内，依凭昏黄灯光反复钻研法律条文，他发觉此案件的关键在于“故意”一词的法律界定。

法庭之上，森林局长气势汹汹，指责刘仙源不遵法律，应予以严厉惩处，当轮到李光耀辩护时，他并未急于辩解，而是平静地询问局长：“局长您讲讲，故意这个词该作何解释？”

局长被问得一愣，随口道出“就是故意的”，法庭内顿时响起一片哄笑，

李光耀站起身，开始了他的反击，

他没高声喊口号，而是用严谨的法律逻辑，逐个剖析道：“故意是一个严格的法律用词……它涵盖四方面内容：其一行为人所做之事是自愿的……其二行为人清楚自己行为的性质……其三行为人能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其四在不作为时行为人知道自己应尽的义务。”

他引用诸多资料，从美国的《模范刑法典》谈及17世纪英国的法律原则，最后将矛头指向案卷本身，称：“我已调查过，刘仙源错砍保护区林木并非故意的，

原因如下：其一刘仙源伐木做生意，持有森林局发放的正式砍伐林木证书；其二保护区界线不够清晰，致使伐木工易砍错林木；其三刘仙源不隐瞒错误，即刻向当局报告，且表示愿意赔偿损失。”

殖民官员原本高高在上，却被李光耀一番有理有据的辩护驳得无言以对，法庭最终采纳了李光耀的辩护，不判定“故意”的罪名仅判处刘仙源补栽树木并归还木材，一位平民，就这样打赢了与殖民政府的官司。

讯息传开后，整座诗巫山区皆热闹起来，人们奔忙相告，把李光耀称作“头号大善人”，此场胜利的意义，比案件本身更加要紧，在那个华人普遍感觉被边缘、不公正的岁月，李光耀凭借法律为他们争取到了许久难见的尊严与公道，他使众人明白，法律不单单是统治者压迫的工具，还能当弱者守护自身权益的护盾。

在李光耀的政治生涯里，有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这起伐木案，此案发让李光耀获取相当高的声誉，也使他深刻领悟到“民意”的重要性，他出任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深入民众，了解他们的窘境与需求，为自己积攒了极其丰厚的政治资本，他不再单单是一个只谋求胜诉的律师，而是变成了熟谙凝聚人心、争取支持的社群领袖。

自剑桥学成归来的法律才俊，摇身一变成为扎根基层的“包青天”，李光耀实现了身份的初次转换，他手里的法律条款，不再是冷冰冰的符号，而是可点燃民众期望、促使社会变革的杠杆，围绕一起伐木案展开的此番民心角逐战，为他往后创立人民行动党、最终带领新加坡迈向独立，筑牢了最为稳固的社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