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准备和印度联合抗日，印度圣雄甘地一句话打消了中国人的“合作念头”。原来，中国提出联合印度抗日后，甘地竟反过来劝中国“放弃抵抗”，他还说：“中国只要拿出2亿的人让日本去杀，日本肯定会不攻自败，而且会成为中国的奴隶。” 1938年，日军的节节推进，中国的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以期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获得更多助力。 当时的亚洲，印度虽然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但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民族独立运动。作为亚洲两个文明古国，中印两国都面临着外来势力的压迫。 中国政府认为，如果能够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达成某种合作共识，将有利于两国共同对抗外来侵略者。 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派出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前往印度。代表团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与印度著名的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会面。 这次会面的结果却让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 中国代表向甘地介绍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并提出希望与印度联合抗日的建议，甘地不仅没有表示支持，反而建议中国放弃抵抗。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主张：让两亿中国人民站在那里任由日本人屠杀，这样日本最终会因为良心谴责而不攻自败，甚至会成为中国的奴隶。 这样的建议，在中国代表团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要知道，当时的日军在中国各地烧杀抢掠，实施了南京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暴行。 面对如此残暴的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无异于坐以待毙。中国代表团委婉但坚决地表示了异议，指出这样的建议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会谈结束后，中国与印度合作抗日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言论背后，其实隐藏着甘地个人成长经历对他世界观的深远影响。 甘地出生在印度一个高种姓家庭，父亲曾任土邦首相，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自幼处于印度社会的上层，目睹了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 印度的种姓制度森严，将社会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而甘地的家族极有可能属于刹帝利种姓，世代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高种姓者往往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命有着一种超然态度。 甘地的理念在印度却曾取得过成功。 20世纪初，甘地领导印度人民通过和平方式反抗英国殖民统治，采用罢工、绝食等策略，成功迫使英国殖民者做出让步。 这种方法之所以在印度有效，是因为英国的殖民本质上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印度人民集体拒绝合作，殖民统治的成本急剧上升，最终使英国不得不考虑撤出印度。 但甘地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质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完全不同。 日本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掠夺，更是为了实现其军国主义扩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赖消极抵抗，根本无法阻止日本的军事野心，反而会让中华民族陷入更大的危机。 1937年，斯诺亲眼见证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场景。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必须进行全面抵抗，否则民族将面临灭亡的危险。”? 中国人民的选择并非偶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屈不挠的抗争传统。? 面对外敌入侵，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存亡浴血奋战。反观印度历史，多次遭遇外族入侵，却往往采取妥协、调适的方式，与外族统治者共存。 正是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和印度在面对侵略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有了全民族的武装抗争，才使得中国成功抵御了日本侵略，赢得了民族独立。 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而印度文明则更注重精神解脱和超脱现实的智慧。这种文明特质的差异，也决定了两个民族面对外敌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