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书法家启功在琉璃厂转悠，突然看到路边的一个摊位主冒充他的真迹在卖，启功挤进人群，蹲下身翻画，不料，他猛地抬头看了一眼摊主，笑眯眯的夸赞摊主。
启功出生在一个满洲贵族家庭，但他并未自视高人。
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自号“坚净翁”，并将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
启功的书法功力毋庸置疑，然而他对名利却抱有一种别样的态度。
启功无数次遭遇有人冒用其名字的情况。
尤其在北京琉璃厂等地，不少书画店里常见到署名“启功”的赝品。
曾有一次，当有人向他请教某幅字画是否为真迹时，启功淡然一笑，然而，几分钟后，他又改口道：“这确实是我写的。”
他并未因为别人冒用自己的名字而愤怒，他认为，那些以自己名字作伪的画家，可能是出于生计的压力。
正因如此，启功有时会通过写文章和题字等方式，间接地帮助这些身处困境的后辈。
有一次，启功先生的朋友、同为书法家的秦永龙教授曾提到，启功在世时几乎无所不写。
无论是政治会议、文化活动，还是私人请托，只要是别人请求，他几乎都乐于提笔。
在北师大的教学楼、宿舍楼，甚至是公共设施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墨宝。
除了校内，校外的许多寺庙、商铺和景区也能见到他挥毫题字。
在他看来，书法并不应该是某些特权阶层的专利。
然而，他也并非没有原则。
一次某空军司令的秘书前来请求启功题字时，启功当场拒绝，秘书最终未能得到启功的题字。
而对于香港导演李翰祥请他为《火烧圆明园》电影题字一事，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启功认为，自己并非出于皇族身份才值得被认同，也不应当借由历史背景来提高自己的艺术地位。
他曾拒绝为“逸夫楼”题字，因为邵逸夫捐资盖楼只是出了一半的钱，另一半来自国家财政。
启功认为，既然邵先生没有全额捐款，就不应以其名字命名整座楼。
在另一个层面，启功从不为任何人进行字画鉴定，也从不在别人的作品上题字。
某一次，他发现有人冒用其名义进行古字画鉴定，并将其名字题写在赝品上时，便立即通过报纸发出声明。
这一决定让许多人感到不解。
然而，启功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他的知识面广泛，涉猎了大量古人的笔记与野史。
他经常与年轻的学者朋友讨论学术问题。
在讲述书画鉴定的过程中，他会幽默地引用古人的言辞。
他曾提到过清代考生写的八股文，指出“我独无”这一说法并不科学，强调任何学问都不能脱离背景。
他的这种学术态度为人所称道，许多人感叹他能够在严谨中融入幽默。
他的个性也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身体多病，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
一次，启功患上颈椎病，医生建议进行牵引治疗，他幽默地将其比喻为“上吊”，并即兴作了一首诗。
后期，他因心脏病住院，他依旧临床记录中写下了自己被抢救的情形。
他的书法，尤其是行楷书，独树一帜。
尽管启功从未担任过书法专业的博士导师，但他对书法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传统教学范畴。
少年时期，他得以向齐白石学习。
年长五十岁的齐先生，始终像对待晚辈一样，鼓励启功不断探索艺术的奥妙。
启功在学习中从不急功近，注重实践和积累。
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功深知王连起的潜力，于是通过美术史专家方闻的介绍，将他推荐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进行学术研究。
在启功的帮助下，王连起最终成功向美国同行展示了赵孟頫《双松平远图》的真伪。
198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书法教师培训班上，启功发表了一场震撼性的演讲。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书法不是高深莫测的艺术，掌握正确的方法，任何人都能写出好字。
然而，他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悲欢离合。
1978年，他的妻子、母亲和恩师相继离世。
此时，他以一种幽默、讽刺的方式写下了《自撰墓志铭》。
这首墓志铭虽充满自嘲。
启功晚年的书法作品无论从技巧还是精神层面，都达到了一种“人书俱老”的境界。
尽管启功多次遭遇政治上的批评，甚至在动荡时期遭受过严重打压，但他从未让这些经历影响自己的人格。
在他担任书法家协会主席期间，他时常反映书法界的某些乱象。
他认为，很多书法家过分追求商业利益。
书法界的现状也愈加复杂。
过去，许多书法家不仅具备卓越的书法技艺，而且在学术上也有积累。
然而，今天的许多“书法家”似乎更注重市场运作，甚至有“书法家”公开将书法创作视为一项商业活动。
启功曾表示，若想根本解决书法界的问题，可能需要解散书法协会，撤销“书法家”这一头衔。
参考文献：[1]于翠玲.从法书文献到童蒙读物的流传轨迹——以启功先生《说〈千字文〉》为线索[J].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1):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