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6岁的白宝山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服刑期间，因被揭发犯有余罪，刑期延长至14年，这次加判对白宝山刺激极大。
1982年，白宝山因盗窃罪被判入狱，罪行包括偷窃他人衣物、鞋子和厂里的原材料等，被判刑四年。然而，1983年，全国严打的高潮让他的罪行被重新审视。白宝山曾偷窃邻居的两书包玉米，在逃跑过程中还打了人，这使得他被检举并重新审判，最终加刑11年。白宝山在监狱中多次提出异议，声称自己的判刑过于严厉，认为自己不应当被判如此重的刑罚。 在新疆的劳改监狱，犯人被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类。新安监狱的规定是，每个犯人要交人民币1万元，用这笔钱购买牛，由犯人放牧，产生的奶可以出售，监狱则通过这种方式既为犯人提供了一定的自由，也能创收。母亲和两个姐姐非常疼爱他，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仍然想方设法将这笔钱凑齐，最终汇到新疆。于是，白宝山成了零星犯。 在零星犯期间，白宝山的行为并不总是安分守己。他与李宝玉、付克军多次外出嫖娼，渐渐地，他的暴力倾向也开始显现。有一次，几个人在牛房里闲聊，突然门外的狗叫声让白宝山感到烦躁。于是他愤怒地抓起一把铁叉，冲出去直接刺向狗，结果一叉扎入狗的心脏，狗发出几声呜咽后倒地死去，屋里的其他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白宝山在出狱后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到北京后，他发现户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几乎让他感到绝望。他认为，第一条路已被彻底堵死，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走第二条路——犯罪。他决定抢劫武器，他的想法是，只有拥有了武器，才能实现他心中的报复计划。在他仇恨的意识中，抢到武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那个片警，这个片警在他眼中成了所有问题的根源。白宝山的态度，直接引发了一场灾难，然而那个片警至今对此一无所知。
1983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北京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将26岁的白宝山缉拿归案。这位年轻人因为一起盗窃案件，即将开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在此之前，白宝山只是北京街头众多谋生艰难的普通青年之一。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城市里的生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一帆风顺。 案发之前，白宝山和妻子已经育有一对龙凤胎。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家中开支与日俱增，但他的收入却难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终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在法庭上，法官宣读了判决书，白宝山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这个刑期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已经不短，但谁也没想到，这仅仅是他漫长牢狱生涯的开始。当时的白宝山虽然对判决感到沮丧，但他认为服完四年刑期后还能重返社会，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折。在服刑期间，狱警发现白宝山还有其他案件未被侦破，于是展开了进一步调查。经过取证，检方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他还犯有其他盗窃案件。这些余罪被揭发后，检察机关依法对白宝山进行了追加起诉。 新的判决结果令白宝山几乎崩溃：他的刑期从原来的四年延长到了十四年。这意味着，等他重获自由时，他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他错过的将是整整十四年的光阴。在狱中，他经常和狱友谈起这件事，言语中充满了懊悔与无奈。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再强调他重新犯罪的原因，认为自己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他办理户口：“不给我上户口就等于不给我活路，我只能去抢。”他告诉母亲，派出所要求他送礼，而他连基本的生计都无法维持，根本没有能力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在他眼里，派出所的态度就是在故意刁难他，而这种压力最终导致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997年元旦刚过，白宝山计划带谢宗芬去新疆，并骗家里说是陪谢宗芬回四川。临行前，他挖出抢劫得来的赃款，除了给谢宗芬5000元，他基本没有动用这些钱，将5万元交给大弟保管，剩下的1万元则带在身上。白宝山提前准备好枪，藏在家中床下，出发的那天，他将枪带在身上，穿好衣服，叫谢宗芬拿好行李准备出发。春节期间，白宝山巧妙利用了车站安检的漏洞，把枪藏在羽绒服里，成功带进了候车大厅。等他与谢宗芬在二楼会合后，枪已经被成功安置在提包里。 尽管白宝山给谢宗芬提供了11万元，他心中对她始终保持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在财务上对谢宗芬并不吝啬，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担心谢宗芬会泄露他的一些秘密。在她离开后，白宝山不免感到不安。他在电话中反复叮嘱她，不要将这笔钱存入银行，表面上是为了保证安全，实际上却是担心她会利用这些钱背叛他。白宝山开始认为，谢宗芬若再度回来，自己绝不能心软，必须将她除掉。 当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警方找到，肯定是因为谢宗芬出了问题，把他供了出来。尽管如此，白宝山在被审问时并没有指责谢宗芬，而是表示：“这些事以她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他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却选择在涉及谢宗芬时，尽量回避责任，表达了对她的某种保护和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