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这一时期，

1983年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新机遇，也滋生了一些不法分子。在辽宁省，有一个名叫卓长仁的汽车计划员，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就在这紧要关头，卓长仁结识了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女儿高东萍，并与之发展成情人关系。高东萍虽为高干子女，但品行不端，与卓长仁一拍即合。随后，卓长仁又联系了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军和吴云飞四人，这几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前科，有的曾被拘留过，有的是在逃人员。六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策划了这起惊天劫机案。 1983年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从沈阳东塔机场起飞，目的地是上海。机上载有96名乘客，包括三名日本人。 当飞机升至9000米高空开始平飞后，领航员王培富从驾驶舱走到客舱取东西，他敏锐地注意到前客舱最后一排座位上几个神态可疑的人在小声交谈。职业的直觉告诉他这些人有问题，于是他立即告知空中小姐要严密监视。 空姐程梅温很快就发现两名乘客起身向前走去。她上前询问他们要做什么，并指出厕所在后方。两人暂时返回了座位，但很快再次站起，这次他们亮出了手枪，威胁所有人不准动。程梅温迅速按响了警铃，随后枪声响起，子弹射向了驾驶舱。 劫机者冲进驾驶舱后，用枪指着机长王仪轩的头部，要求他改变航向飞往韩国。面对这一突发情况，王仪轩没有立即屈服，而是试图通过与劫机者交谈来争取时间，同时尝试通过无线电向地面传递信息。 随着飞行时间延长，燃油问题逐渐成为一个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机组人员也注意到劫机者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一些人显得紧张不安，而卓长仁则坚持要飞往韩国。在这种情况下，王仪轩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为了保障9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他决定按照劫机者的要求飞往韩国的春川军用机场。 1983年5月5日13时13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在韩国春川军用机场完成了一次危险的降落。飞机刚一停稳，便被迅速赶来的美军卡车团团围住。 卓长仁手持武器出现在舱门口，向外喊话要求会见＂台湾驻韩国大使＂，并威胁如不满足要求，将继续扣押机上乘客。 在这漫长的八小时中，机长王仪轩并未放弃努力。他不断与劫机分子交流，试图缓和紧张气氛，同时向乘客传递镇定信息。机组成员克服恐惧，密切配合，共同维护舱内秩序。在危险中，乘客们也展现出了难得的冷静与团结，大家互相安慰，尤其关照老人和孩子，共同应对这场灾难。 最终，六名劫机者向韩国当局缴械投降，机组和旅客才摆脱了人质状态。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有2名机组成员受伤，飞机在紧急迫降时冲出跑道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69万余元人民币。 这起劫机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立即向韩国方面提出请求，要求将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交还给中国，并将劫机罪犯引渡给中国处理。 当时中韩两国尚未建交，处于冷对状态。然而，这一事件却意外地为两国打开了外交接触的渠道。经过外交部与韩国代表的谈判，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方面在此事件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善意。他们不仅拿出10万美元用于善后，解决中国谈判组和随机人员在韩的所有开销，还将所有乘客安排在汉城最豪华的酒店，房间里布置着中国屏风和传统书画。韩方甚至带领乘客们参观了汉城最好的地方，临行前还赠送了许多在当时的中国难以见到的电子产品。 1983年5月10日，经过五天的滞留，全体中国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终于回到了上海。他们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时，受到了200多人的热烈欢迎，包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等高级官员都亲自到场迎接。 与此同时，1983年12月20日，韩国汉城高等法院以航空器运输安全罪判处卓长仁有期徒刑6年，姜洪军和王彦军有期徒刑5年，安卫建、吴云飞、高东萍有期徒刑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