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被6人侵害。虽然说这是军官的夫人，但是作案的6人毫不畏惧，事后甚至一度逍遥法外。直到事情越闹越大，直接捅到蒋介石那里，才最终让6人绳之以法。这里面有何隐情呢？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已处于溃败边缘。在这个乱世中，一场发生在武汉军事医院内的丑闻。 这个故事要从一位名叫楼将亮的国军上校团长说起。楼将亮是浙江诸暨人，在那个时期，诸暨被称为＂将军县＂，出过150多位国民党将军。 楼将亮在当时担任整编第九师运输大队长，这支部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国军第二军。由于他的同乡蒋鼎文曾担任第二军首任军长，使得楼将亮在部队中拥有相当的资历。 在南麻临朐战役中，楼将亮所在的整编第九师表现出色。当时正值大雨季节，河水暴涨漫溢两岸，战场周围形成一片汪洋。整编第九师抓住有利地形，依靠飞机掩护，使用日式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给解放军造成重大伤亡。 正是因为这场战役的表现，楼将亮获得了特批，可以到武汉后方医院治疗他的肺结核。按照军队规定，像楼将亮这样的上校团长住院，只需要配备警卫员即可。 但是由于他的战功显著，上级特别批准他的妻子陈愉可以陪同住院。陈愉出身诸暨名门，是一位少将的女儿，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陈愉不仅出身优越，更是一位贤淑的妻子。面对丈夫的重病，她没有丝毫怨言，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日夜照料。 在医院期间，陈愉的行为举止始终保持端庄。她的主要活动就是在病房和走廊之间穿梭，照顾丈夫和孩子的日常起居。 然而，这个看似平静的医院生活，却暗藏着危机。在楼将亮的病房对面，17号病房住着六个军官。这六个人的目光经常不怀好意地注视着陈愉的一举一动。 医院虽然是军方管理的高级病房，理应是最安全的地方之之一。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便是这样的场所也难以幸免于乱象。 这六名作案者表面上都是体面的军官，为首的崔博文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的中校。其余几人分别是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队长凌志、副少校石磐、医疗主任曾玄名，以及汉口市警察局巡视员查大钧和一名叫袁尚志的学员。 这些人经常在医院内横行霸道，他们深知楼将亮所在的整编第九师已经开赴淮海战役前线。在武汉这个地方，楼将亮既没有上级可以依靠，也没有下属可以调遣。 起初，这些人只是对陈愉进行言语骚扰。每当陈愉出现在公共场合，比如打水或者洗衣服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假装关心地搭讪。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愉改变了自己的日常习惯。她不再在白天或人多的时候出去活动，而是选择在夜间人少的时候去打水或者洗衣服。 然而这个决定反而给她带来了灾难。一天晚上，当陈愉像往常一样去打水时，六个人突然对她实施了暴行。 当陈愉向医院管理层报告这件事时，医院管理层非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试图掩盖事实。 医院先是安排了一些赔偿，然后迅速对案发现场进行清理。他们更换了床单，打扫了地面，试图销毁一切证据。 在整个事件中，这六个人始终表现得有恃无恐。即使在案发之后，他们依然在医院周边大摇大摆地走动。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军队内部的腐败和军纪败坏问题也日益严重。 许多军官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军务上，而是利用职务之便为非作歹。特别是在后方地区，一些军官甚至沦为地方上的一霸。 面对医院的不作为，陈愉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她开始收集证据，包括验伤报告等重要材料，准备向军法处提出控告。 与此同时，陈愉也联系了当地的一些知名组织团体，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记者们在了解到这件骇人听闻的案件后，迅速展开了采访报道。 然而，六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并未坐以待毙。他们连续三天在武汉各大报纸上刊登《敬告书》，试图通过舆论来扭转局势。 这些《敬告书》的内容极其恶劣，不仅否认案件的存在，还诬称陈愉精神状态异常。他们甚至声称陈愉是为了提升知名度而编造这个故事。 这场舆论战在武汉持续发酵，整个事件很快就传遍了武汉三镇。社会各界对此案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随着舆论持续升温，这个案件甚至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第九区军法处不得不对此案进行认真调查。 军法处对六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收押。经过一系列详细的调查和取证工作，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调查结果证实了陈愉的指控完全属实。军法处根据调查结果，对这起恶性案件做出了最终判决。 其中，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四名军籍人员被执行了死刑。另外两名非军籍人员查大钧和袁尚志则被移交给汉口地方法院进行审判。 从案件的发生到最终的审判，整个过程折射出1948年国民党统治末期的社会状况。军纪的败坏、司法的不公、地方势力的膨胀，这些问题都在这个案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