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川军形象 1937年立秋刚过，成都少城公园热闹非凡，一场从未有过的誓师大会在此举行，悲壮而森严。“战死沙场为父以你为荣。”一面白底黑字硕大的“死”字旗下，一位父亲对儿子如是泪别。 成都这座以休闲著称的文化名城，在风中高扬的白色死字旗透出前所未有的凄凉。“死”字左右两旁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右边写的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边写的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少城公园搭起的临时高台上，川军统率刘湘的誓言透过麦克风飘荡向天空：“若敌寇一日不除，我川军绝不还乡。” 然而，打仗拼的不仅仅是豪言壮语，是要靠手上“家伙”说话的。家乡父老面前和豪言壮语驱赶下，这支浩浩荡荡的川军从安逸的大后方开赴抗日前线。 下面这段文字，是当年一位美军观察员描述的他眼中的川军模样—— 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服带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以及脸盆、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者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像这样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军队，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 这位观察员事后对他的同僚说，那种景象真是有趣极了。 这些战争细节透露出当时川军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装备之差”；二是“军纪之散”。 国军眼里，川军无疑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杂牌军。有“双枪将”之称的川军，除了那些长短不齐口径不一的各式土枪，很多士兵还多了一支大烟枪。 国人眼里，这是一支傻里巴叽的部队。时值北方末秋，当中央军和晋绥军坐着卡车从山西前线一路后撤时，这支脚着草鞋身穿单衣的“叫花子”部队，却从夔关出川，沿川陕公路步行1500公里，逆着溃潮之师奔赴战争前线。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命悬一线之间，这支被人嘲笑的军队，被推向了抗日救国的历史舞台。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一旦离开四川这个安乐窝，川军就成了没妈的孩子——没有补给，没有兵营，没有粮草，严重缺乏枪支弹药。 山西地盘上，看着这支“叫花子部队”，晋绥军阎锡山怒电蒋介石，要求驱除川军，蒋介石说“难道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吗？”天下之大竟无川军容身之地。就在此时，面临日军巨大压力，正组织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得知有支部队可调时，大喜。本以为报国无望的川军将士，发誓用敌人的血来报李将军的知遇之恩。由是，川军到达了第五战区，随即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徐州会战。 1938年初，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后，一路沿津浦线北上，从沧州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占领徐州进而威胁武汉，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滕县是南下徐州的战略门户，日军要占领徐州，首先要攻克滕县。战争双方最高指挥官心里都清楚，谁拿下了滕县，谁就掌握战争主动权。可当时组织徐州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台儿庄集结重兵，守卫滕县之重任就意外地落在了王铭章及他的“草鞋军”身上。 当时进犯滕县的日军共三个师团，总兵力约3万余人，配有山炮、重炮、战车等重武器，并有作战飞机四五十架，由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统一指挥。而守卫滕县的川军因此前山西作战伤亡过半，整编后实际不过2万多人，装备多为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手榴弹及少量川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没有任何重武器。至于通信，旅以上才配有无线电，更谈不上交通、补给、卫生等装备。 滕县血战就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拉开了帷幕。1938年3月14日，身处战争前沿的122师师长、第41军前敌总指挥王铭章得到的最高命令是“死守滕县，等待援军”。激战三天三夜，孤立无援下滕县完全陷入日军四面楚歌之中。“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第4日午后，见援军无望，王铭章发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电报后，发起最后冲击，壮烈殉国。 死守4天半，川军总计伤亡一万余人，日军伤亡两千余人。王铭章成为包括整个“台儿庄会战”中，中国方面牺牲的最高指挥官。 日军随军记者佳腾芳子在新闻稿中这样写到—— 1938年3月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濑谷混成支队以步兵两连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41军之122师顽强抵抗3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徐州会战结束后，李宗仁无不感伤：“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这支在美国人眼里有趣的“草鞋军”，用自己的血肉之驱，完成了生命最后的凤凰涅槃。 这，仅仅是川军在整个抗日战场上，留下的悲壮案例之一。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