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墨西哥人类学家圣地亚哥·吉诺维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实验设想。他计划将五名年轻男性和六名女性置于一艘小木筏上，进行为期一百零一天的海上航行，以此研究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行为。吉诺维斯将这一实验命名为“和平计划”，但记者们却因其可能引发的性行为而戏称其为“性筏”。 吉诺维斯的目标是研究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行为模式。参与者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在彼此陌生的环境中共同面对未知的挑战。在航行期间，他们需要使用电影摄影机记录发生的一切，撰写日记，并填写从人际关系到性行为等多方面的问卷调查。 当被问及为何不选择陆地进行此类实验时，吉诺维斯解释道：“在陆地上，人们可以逃离。我们希望了解人类在无法逃避的情况下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为了确保实验的多样性，吉诺维斯对参与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们必须是已婚人士，并同意暂时离开家庭；年龄在二十五至四十岁之间，且具有性吸引力。 此外，参与者必须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职业背景。最终，经过层层筛选，十一人组成了这次航行的团队，其中包括一名瑞典船长玛丽亚·比约恩斯塔姆、一名以色列女医生、一名法国潜水员、一名安哥拉牧师、一名日本摄影师以及一名希望逃离不幸婚姻的美国女性。吉诺维斯本人也作为第十一人参与了实验。 吉诺维斯在木筏上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几乎不可能独处。例如，参与者需要在其他人的注视下使用悬挂于水面上的简易厕所。此外，木筏上没有书籍，吉诺维斯明确禁止阅读。男女参与者必须共同参与日常的航海事务，而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他们只能相互交流，并在日记中倾诉生活的烦恼。 《卫报》记者斯图尔特·杰弗里斯指出，吉诺维斯在实验中尽一切可能制造冲突。然而，尽管条件艰苦，十一人团队却出人意料地和平相处，迅速成为了朋友。吉诺维斯曾预计实验过程中会出现激烈的攻击性行为，甚至将木筏视为一个充满残忍与放荡的场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次捕捉鲨鱼的过程中，吉诺维斯记录道：“人群的疯狂！他们是一个危险的集体！”然而，从参与者拍摄的视频来看，他们只是在宰杀鲨鱼以获取食物，并未表现出任何异常的疯狂行为。 对于参与者来说，这次航行是一次艰难的考验，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段经历。其中一位非裔美国女性费·西摩尔在后来的纪录片中回忆道：“我坐在右舷，看着海水，突然听到祖先的呼唤。他们能感受到我在他们的悲剧之上徘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尽管实验被戏称为“性筏”，但参与者之间的性行为更多是出于无聊，而非激烈的情感冲动。这显然与吉诺维斯的预期相去甚远。 实验过程中，吉诺维斯不断试图引发冲突，甚至设计了多种情境任务。他试图通过公开朗读参与者填写的问卷，选择其中最具挑衅性和尴尬的内容，以激发矛盾。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们也并未争吵，反而对吉诺维斯的行为感到困惑。 航行期间，设备故障频发。木筏两次漏水，指南针损坏，无线电通信也多次中断，甚至有数周无法联系外界。最终，在海上漂泊了三个月后，墨西哥救援人员在大洋中发现了这艘木筏，并于1973年8月20日将其拖回港口。 实验结束后，吉诺维斯未能得出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尽管他试图制造冲突，但团队成员却始终团结一致。他们不仅没有相互争吵，甚至对吉诺维斯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多年后，吉诺维斯去世后，记者们将当年的参与者重新聚在一起，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为了唤起他们的记忆，制作团队搭建了一个类似木筏的场景。纪录片中，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对这次艰难航行的回忆，并结合了当年在木筏上拍摄的16毫米胶片画面。这部名为“性筏”的纪录片最终成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作品。 此外，类似的实验也证明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并非一定会陷入冲突和争斗。例如，六名青少年在无人岛上生存超过一年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合作与互助的典范。 “性筏”实验是一次对人性的极端探索。尽管实验未能得出明确的科学结论，但它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极端环境下，人类并非必然走向冲突与分裂。相反，合作与团结往往成为生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