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留下两份遗嘱，一份太过“惊世骇俗”，中央没一个人敢同意。 1991年盛夏，已是87岁高龄的邓颖超再次因肺炎高烧被送入医院。这已是她当年第六次住院，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病榻上稍有清醒时，邓颖超虚弱地向身边的秘书赵炜询问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那份申请中央批了吗？＂ 赵炜只能摇头回应，劝慰老人不要操心这些事。其实，邓颖超生前立下了两份遗嘱，其中一份因内容特殊，至今未被公开。这份未公开的遗嘱中有一条要求，被中央认为太过＂惊世骇俗＂，没有人敢于同意执行。 时间回溯到1956年，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和邓颖超约定身后都不保留骨灰，而是将骨灰撒入祖国的江河大地，融入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离世。为确保实现丈夫的遗愿，邓颖超多次与中央领导进行深入交谈。她详细阐述了周恩来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的决定背后的思想。她的坚持与诚恳最终打动了中央领导，他们同意了周恩来＂火葬后不保留骨灰＂的遗愿。 在周恩来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陪同执行撒骨灰任务的同志们来到大会堂。面对丈夫的骨灰盒，她轻声告诉已故的伴侣，他的愿望即将实现。在交出骨灰盒时，她特别叮嘱要将空盒带回，因为她打算日后自己使用。 1978年，在周恩来逝世两年后，74岁的邓颖超决定正式立下书面遗嘱。她担心自己健康状况不佳，万一突发状况，来不及交代后事。这份遗嘱包含五条内容：自愿捐献遗体解剖后火化；不保留骨灰；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举行追悼会；以及将遗嘱作为讣告公布。 几年后，邓颖超又对遗嘱做了两点补充：一是明确西花厅应交还国家，不设纪念堂或故居；二是不因她和周恩来的关系而给予亲属特殊照顾。 邓颖超的第一份遗嘱被公开后，获得了广泛敬佩。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她还立下了第二份遗嘱，其中包含的一条要求，因其＂惊世骇俗＂的性质，至今未被执行，甚至在她生前就未获中央批准。 在丈夫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并未因年迈而退居二线。已经75岁高龄的她，毅然出任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重任。 1982年，邓颖超通过阅读蒋经国发表的文章，敏锐地捕捉到其中流露的思乡之情。她立即建议蒋经国的同窗好友廖承志给蒋写一封私人信件，虽然未得到回应，但邓颖超并未气馁。 尽管身体日渐衰弱，邓颖超仍坚持亲自接见来大陆参观访问的台湾代表团，与台胞深入交流，了解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看法，同时传达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态度。她的不懈努力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了活力，最终促成了两岸＂三通＂的实现。 在对台工作暂告段落后，邓颖超因身体原因短暂休养。就在这段时间，她写下了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虽然也上报了组织，但其中一条却引发了广泛争议，甚至被认为太过＂惊世骇俗＂，以至于中央无人敢于批准。 这份遗嘱包含四项内容：一是在病危无救治必要时不要抢救，避免浪费国家医疗资源；二是将未用完的退休金全部上缴作为党费；三是所有文件、录音、与周恩来的照片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处理；四是再次强调西花厅交公家处理。其中，第一条＂病危时不要抢救＂的要求，成为最具争议的焦点。 1988年，邓颖超在收听一档关于＂安乐死＂的广播节目后，甚至专门给电台节目组写信，表达了对安乐死的支持态度，并提到自己已留下遗嘱，要求病危时不予抢救。 然而，＂安乐死＂涉及伦理学等多方面问题，在全球医学界仍存在诸多争议，对于一位国家功臣级的革命前辈，中央更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请求。 1991年7月，87岁的邓颖超因肺炎高烧再次住院，这已是她半年内第六次住院。当她虚弱地询问秘书赵炜那份关于不抢救的申请是否获批时，赵炜只能告诉她，中央没有批准，也不会批准这一请求。中央决定全力救治邓颖超，调集各医院专家为她实施＂胃漏＂手术。 手术后邓颖超一度出现并发症，陷入深度昏迷，但最终被成功抢救过来。清醒后的她一度无法认出自己的秘书赵炜，这让赵炜十分着急。医生解释这只是长期昏迷后的正常反应。当邓颖超恢复记忆后，她对赵炜表达了不满，责怪她没有遵从遗嘱中不抢救的要求。 面对邓颖超的责备，赵炜巧妙地解释说，这次手术是医院在尝试新方案，邓颖超是首位使用者，医院还借此收集临床数据，为医学发展做贡献。听到这一解释，邓颖超不再坚持己见，表示只要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就好。这一新方案确实为邓颖超延长了一年的生命。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最终因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8岁。她的第二份遗嘱中＂病危时不要抢救＂的条款始终未获执行。中央按照她的第一份遗嘱公布了讣告，但仍决定为这位伟大的女性举行简单的追悼会。 为邓颖超穿寿衣时，工作人员发现她选择的竟是16年前送别周恩来时穿的那件布满补丁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