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东归，实际上是一路打过来的。在1770年左右，为了能够拿下土耳其，又想尽可能降低本土青壮年的伤亡率。 随着对亚洲腹地了解的加深，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西北地区逐渐引起世界探险家与学者的关注。在一支考察队的记录中，出现了这样一群特殊的蒙古族猎人：他们头戴小巧圆帽，以追逐羚羊为生，活动范围主要在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沙漠与戈壁，凭借顽强意志适应着严酷的自然环境。这群猎人，正是蒙古族中的一支独特分支——土尔扈特人。 说到土尔扈特，熟悉历史的人几乎都会想到“东归”二字。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其汗渥巴锡带领下，17万人不堪沙俄压迫，毅然踏上东归之路。他们冲破沿途沙俄的重重阻拦，历经艰难险阻，虽损失过半人口，最终重返伊犁草原。这场迁徙，被史学界誉为“人类最后一次大规模民族迁徙”，其壮烈程度在世界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事实上，土尔扈特的历史要追溯到更早时期。他们属于卫拉特蒙古四大部之一，清朝时称为厄鲁特。卫拉特诸部起初活跃于蒙古草原地区，曾担任过成吉思汗的近卫，其势力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明朝时期，卫拉特被称作瓦剌，其中也先掌权时势力空前强大，曾发动“土木堡之变”，俘获明英宗。 至17世纪初，准噶尔部逐渐崛起，试图确立卫拉特各部中的主导地位，内部矛盾加剧。与此同时，草场资源紧张，牧民生活困顿，土尔扈特部也陷入经济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首领和鄂尔勒克做出关键决策，率部西迁。他们越过浩瀚草原，最终抵达伏尔加河下游。彼时，这里水草丰茂，气候宜人，原本居住的诺盖人已迁离，对以游牧为生的土尔扈特人来说堪称理想之地。然而，这片看似安宁的乐土并未维持太久。沙皇俄国扩张势力的脚步很快跟进，逐步侵蚀这块草原的自主权。 1770年的深冬，哈萨克草原上硝烟弥漫。土尔扈特部的骑兵与哈萨克武士在茫茫雪原上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马蹄声、刀剑相击声，还有受伤战士的呐喊声，在寒风中此起彼伏。这场持续数日的遭遇战中，土尔扈特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依然坚定地朝着东方前进。 回溯到几个月前，土尔扈特部还在伏尔加河畔的草原上。沙俄政府的高压政策让这个曾经自由的游牧部族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部族中的老人们常常谈起，他们在新疆时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些话语中充满了对故土的思念。 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智者舍稜带来了一个消息：清朝在新疆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相对宽松，允许各民族保持自己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这个消息让渥巴锡看到了希望，经过反复权衡，渥巴锡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东归计划。 为了能够拿下土耳其，降低伤亡，渥巴锡特别强调了几个关键策略：第一，充分利用冬季俄军行动不便的特点，在寒冷天气里快速行军；第二，派出精锐骑兵组成侦察队，提前探查沿途可能遭遇的军事力量；第三，在遇到战斗时，优先保护老弱妇孺，让他们先行撤离。 终于，在历经数月的艰险跋涉后，土尔扈特部来到了伊犁河谷。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立即的安宁。清军驻防伊犁的将领对这支突然出现的大军保持着警惕。渥巴锡立即派出使者，向清军说明来意，并主动交出了那枚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祖传玉印。这枚玉印上刻有明朝永乐年间的敕封文字，是土尔扈特部与中原王朝渊源的重要证明。 乾隆帝在得知土尔扈特部东归回到祖国之后，立刻着手安排接见事宜，体现出清廷对这一民族归附的高度重视。乾隆决定亲自在热河避暑山庄召见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并派遣钦差大臣额驸色布腾巴珠尔和御前侍卫德赫布等护送土尔扈特首领东行。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初八日，渥巴锡等在伊锦霍洛口行营觐见乾隆帝。乾隆帝亲自在行帐接见，使用蒙古语与渥巴锡等交谈，并赐予茶食以示恩宠。土尔扈特人则献上了自带的枪支、腰刀、撒袋等物件。 经过长途跋涉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众，所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他们多年来在沙俄统治下生活困苦，加上东归途中历经战乱和艰险，牲畜几乎耗尽，很多人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面容枯槁。乾隆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各地协同援助。据《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载，伊犁将军负责整体统筹，保障他们有地可牧，有粮可食；张家口都统调拨牧群，保障其游牧所需；陕甘总督则负责筹备茶叶、牛羊等物资接济。 短短数月之间，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紧急调集支援物资，包括马牛羊20余万头，米麦4万余石，茶叶2万封，羊裘5万件，棉布6万匹，棉花近6万斤，以及毡房、帐篷等生活必需品。这些物资有效缓解了土尔扈特部众的生活困境，帮助他们得以安顿在祖国怀抱中。 关于这段历史，《回家》这首歌曲将东归故事娓娓道来，曲中唱出了草原儿女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祖国的眷恋。
斯空
另外一支叫做车臣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