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有一位名叫姚子健的小公务员，是个贪玩的年轻人，每到周末就要挎着皮包赶往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周一时顶着大大的黑眼圈上班，同事们拿他打趣，说他定是在上海有相好的，他总是尴尬地笑着，也不辩解。 姚子健首先就读于江湾国力劳动大学的中学部，这所学校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了免费的教育机会。 学校虽然提供了基本的教材，但他课外阅读了各种进步书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姚子健与同学们积极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最终因政府的镇压而导致学校解散，姚子健不得不返回家乡。 回到家乡后，姚子健决定出山教书。 1933年，姚子健了解到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正在招收学生，便决定前往南京。 他选择了制图班，因为这能为制作和传播宣传材料提供技能支持。 在学校中，姚子健表现出色，不仅掌握了专业知识，更是积极寻找机会接触共产党的组织。 1934年，姚子健通过舒曰信这一线索，与中共特工鲁自诚取得联系，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国民党内的叛徒顾顺章背叛了革命，导致中央特科几乎被摧毁。 党组织决定派遣潘汉年接管上海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开始重建党的情报网。 姚子健成为了潘汉年的重要选择之一。 此后，姚子健进入南京的陆地测量总局担任了制图科的技术职位。 这个工作年薪二十八块大洋，表面上看似并不显得特殊，但地图的价值远超常人理解。 民国时期，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冯玉祥在《自传》中提到，政府提供的四川地图存在严重错误，部队在剿匪过程中几乎迷失方向。 与此相对的是，英国人为中国绘制的地图，精细到每条街道、每棵大树的程度，令冯玉祥感到震惊。 这些外国地图，帮助了中国军队完成艰难的作战任务。 因此，能够制作出高质量地图的技术人才，十分重要。 姚子健在总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的职位与实际的军事情报接触并不够紧密。 于是，他主动向上级提出自己眼睛有些问题，他调到了第五股工作。 这一部门专门负责处理和管理国民党的军事地图 姚子健的任务是负责收发这些军用地图。 每当国民党前线部队需要更新地图时，都会派人前往南京取回最新的版本。 姚子健每一次地图的交接都会记录下取图者的部队信息和目的地。 这些信息，直接涉及到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红军能够准确了解敌军的动向。 姚子健以“度假”为名，经常前往上海，表面上享受闲暇时光，实际上将国民党极为机密的军事情报送往红军。 每次外出，他都将绝密资料藏匿在皮包里，特务虽然设立重重检查站，但由于他穿着中央机关的制服，并不会受到过多的盘查。 在上海的接头地点，姚子健多次与舒曰信见面。 姚子健并未意识到，这个情报网络，其实正是中央特科的一部分。 他与舒曰信的合作，也使得他认识了沈伊娜。 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姚子健原本所依赖的舒曰信被调到南京，而姚子健也因此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 南京逐渐沦陷，姚子健最终决定前往香港。 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通向延安的道路。 姚子健抵达延安后，得到了组织的接纳，并开始接受抗日大学的培训。 在学成之后，他加入了抗日战场。 鲁自诚，作为姚子健的老上司，在后来的回忆中指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姚子健选择卧底国民党，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 1969年，鲁自诚因脑溢血突然去世。 鲁自诚的去世，直接影响了姚子健的身份确认。 长期以来，姚子健身份始终没有明确的证据。 2001年，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在一次单位活动中听到了一些关于过去特工经历的故事。 活动中，当沈安娜提到自己与舒曰信、华明之的联系时，姚一群忽然觉得这些名字非常熟悉，尤其是“舒曰信”和“沈伊娜”，这些名字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父亲的过去。 回到家后，姚一群询问父亲是否认识沈安娜。 姚子健反应迅速，他记得沈安娜的姐姐是沈伊娜，并表示希望能见到沈安娜。 于是，姚子健和姚一群前往沈安娜家中，结果一进门，姚子健就认出了在当年上海亭子间见过一面的华明之。 姚子健的身份终于得到了证实。 沈安娜亲自为姚子健撰写了证明材料，并提交给相关部门。 姚子健的身份一时间被广泛认知，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姚子健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 到了2009年，姚子健的记忆力开始显著下降。 许多细节变得模糊不清。 尽管如此，他常常谈起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尤其是对日军和英国人的愤怒。 参考文献：[1]孙恺.潜伏敌营 屡立奇功--中央特科情报员姚子健的故事[J].中国档案,2022(8):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