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凤岐派人给下野住在溪口的蒋介石送去五万元，并传话让他马上离开浙江，不要留下来碍眼。 这个看似简单的驱逐令背后，暗藏着民国初年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力博弈的复杂棋局。周凤岐作为浙江本土军阀的代表，早年依附直系军阀孙传芳，在南京卫戍司令任上积累起政治资本。当北伐军势如破竹之际，他审时度势倒戈投诚，不仅保住二十六军军长职位，更通过与新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建立师生情谊，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站稳脚跟。 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给周凤岐创造了巩固浙江地盘的绝佳时机。他拒绝南京方面安排的省主席何应钦，亲自坐镇杭州，将省防军扩编至四个团，牢牢掌握地方军政大权。此刻对蒋介石的五万元"礼送"，实则是向各方势力宣示浙江已成独立王国。但周凤岐低估了这个奉化同乡的政治韧性——蒋介石早在四一二政变后，就秘密安排蒋伯诚在浙东组建三个补充团，将两千余名黄埔毕业生安插进地方保安系统。 面对周凤岐的驱逐令，蒋介石启动了三重应对机制。明面上派蒋鼎文赴杭索要军费，暗地里指使浙东亲信截留地方税款，同时通过黄埔同学会串联旧部。这种"军政经"三位一体的反击策略，暴露出蒋介石虽暂失中央权柄，却仍握有超越地域界限的人脉网络。周凤岐以南京军委会名义解散补充团的命令，反促成这些军事骨干化整为零，渗透到宁波、绍兴等地的警察局和税卡。 这场博弈的关键转折出现在南京方面的态度变化。当周凤岐与蒋鼎文在杭州陷入僵持时，李宗仁突然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介入调停。这个细节折射出新桂系对浙江地盘的觊觎——白崇禧既要利用周凤岐遏制蒋介石，又不愿浙江完全脱离掌控。身处夹缝中的周凤岐被迫妥协，默许蒋介石势力在浙东的存在，却坚决拒绝十万元借款要求，这种矛盾态度恰恰暴露其既想维持表面独立，又缺乏彻底决裂勇气的困境。 蒋介石在溪口的三个月蛰伏期，实则编织起覆盖全省的情报网。他通过奉化同乡会收集周凤岐的财政情报，利用青帮关系监控沪杭铁路运输，甚至策反了省防军中的宁绍籍军官。这些暗线布局在1928年初显现威力，当周凤岐试图清洗军中蒋系势力时，反而触发宁波、台州等地接连发生兵变。 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的号角响起时，这场地方较量的结局已然注定。周凤岐的省防军被整编为第六师调往苏北，其亲信幕僚多数被黄埔系取代。而蒋介石重返权力核心之际，浙东三府已悄然完成"中央化"改造，成为其日后经营东南的重要基地。这场看似地方性的权力博弈，实则是中国近代军政关系转型的缩影，传统地域势力最终难敌组织化政党机器的碾压。 历史洪流中的个人选择往往充满吊诡。周凤岐1938年投日前夕，曾在日记中追忆1927年秋的抉择，感慨"当年若允十万之数，或可全师生之谊"。这种将重大历史转折归因于个人恩怨的误判，恰恰揭示了旧式军阀难以适应现代政治博弈的局限。而蒋介石通过这场较量展现的，不仅是权谋机变，更是其深谙现代政治组织之道的战略眼光——这或许才是他最终能整合各路势力，建立南京政权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