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953年9月误入雷区，就总路线与伟人争论之后，靠边站了，丧失了成为国师的

梁漱溟1953年9月误入雷区，就总路线与伟人争论之后，靠边站了，丧失了成为国师的机会，开始学拳，读书，写作的漫长岁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局势急剧变化。梁漱溟受邀参与了最高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开始关注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重新建立了合作关系。1938年初，梁漱溟前往延安，访问已久未见的毛泽东，两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对话。 毛泽东直言梁漱溟的“改良主义道路”无法解决农民面临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梁漱溟则坚持认为现阶段的变革应通过渐进方式实现。尽管两人意见分歧，但他们同意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暂不急于作出结论，期待未来能继续深入探讨。 与此同时，战争的阴影愈发沉重。日军迅速占领了南京，华北局势持续恶化。尤其是在山东，韩复榘的指挥失误导致了大片领土的丧失。 蒋介石对韩复榘的表现极为失望，最终下令处决了他。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戛然而止，梁漱溟原本在邹平进行的七年乡村建设工作也无法继续。 此时，身为民主人士的梁漱溟选择留在了重庆，开始从事新的政治活动。1939年，他与一些无党派和中间党派的参政人士联合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期望集合各方力量共同讨论国家的未来。 梁漱溟还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1940年，他在重庆的璧山县创办了勉仁中学，后迁至北碚。这段时间，他也专注于写作，计划通过《中国文化要义》来更深刻地探讨中国文化的根基与现代化问题。 1941年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在此期间起草了相关的成立宣言和纲领。1943年夏，梁漱溟应友人之邀来到桂林，这座抗战的大后方汇聚了无数文化名人。在这里，他遇见了陈淑芬，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学者。 梁漱溟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两人很快便陷入了热恋，并于1944年1月23日在桂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诗人柳亚子和戏剧家田汉为他们致辞，场面十分热烈。 不过，婚后的生活并不如预期那般和谐美满。梁漱溟忙于政治和学术事务，往往忽略了家庭，而陈淑芬的个性较为强势，婚后的生活时常充满摩擦。尽管如此，两人依然继续维持着这段婚姻。 1944年，梁漱溟继续在政治领域积极参与，他成为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进一步加强了与各方民主力量的联系。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46年，国共两党的矛盾加剧，梁漱溟试图发挥调解作用，甚至两度前往延安与毛泽东会面，但双方依旧难以达成共识。 国共内战最终爆发，梁漱溟提出了不同于两党立场的折中方案，引起了中共和民盟内部的不满。面临巨大压力，梁漱溟最终选择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并退出了民盟。此后，他回到重庆北碚，专心于学术和写作。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从重庆来到北京，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涯。此后，他在全国政协的多个届次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中国政治与文化圈内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然而，1953年9月的一次政协会议上，梁漱溟的言论引发了极大的波澜。 在这次会议上，梁漱溟提出了他对当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看法。梁漱溟严肃指出，虽然国家的发展重心逐渐转向城市，然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旧贫困。他提到“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意思是工人得到了足够的关注，而农民的困境却未能得到充分解决。 梁漱溟强调，农民是人民的主体，国家应当更加关注农村的建设和农民的福祉。他对政府对农民的照顾不足感到不满，认为教育不到位、生活艰难，国家如何能建设得更好？ 然而，毛泽东对此并未表现出认同。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中，毛泽东多次公开批评梁漱溟的言论，并指出他不理解国家的战略部署。梁漱溟不甘示弱，主动要求发言，与毛泽东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在这场争吵中，毛泽东愈加愤怒，甚至在会议上指责梁漱溟的言论具有误导性，称他“反动透顶”，并表示梁漱溟虽然一直以笔杆子为武器，但实际上也在伤害国家的利益。 毛泽东的批评言辞犀利，形容梁漱溟的思想像蒋介石的枪杆子一样，带有极大的破坏性。会场的气氛愈发紧张，最后，主持人不得不出面制止，呼喊“梁漱溟滚下台来”以平息事态。 30年后，90岁的梁漱溟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显得格外平静。他承认当时自己在言辞上过于直接，可能没有考虑到场合和政治氛围，使得毛泽东感到尴尬和为难。 他指出，自己的发言虽然有失偏颇，但毛泽东的回应同样并非完全符合事实。他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双方的观点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资料：马东玉著. 《梁漱溟传》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