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发妻周氏问左宗棠：你每个月的俸禄是多少？左公答：一年40000两白银。妻子吃了一惊，说：好啊你！一年40000两，你每月才给家用200两？这么抠门！说，这钱你都花哪儿了…… 自小，左宗棠便生长在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然而，尽管家庭教育优秀，左宗棠多次考试未能一举高中。 面对科举的困境，左宗棠选择务农。 左宗棠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在务农的过程中专注于农业的实践，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除了农业，他还关注军事、地理等多个领域。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参与了镇压工作，协助清军成功击退了太平军的攻势。 他逐步从一个普通官员升至东阁大学士。 1881年，新疆问题成为了当时的焦点。 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左宗棠提出了海防与塞防相结合的战略。 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新疆的军务。 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清朝成功收复了新疆。 然而，左宗棠的个人生活却非常简朴。 他晚年去世后，清点他的遗产时，发现其遗产不过是九处房产和两万五千两白银。 左宗棠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救济百姓 无论是浙江、湖南的灾民，还是陕西、甘肃的百姓，左宗棠都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捐款捐物的记录足足超过了六十次。 此外，左宗棠通过捐资助学的方式，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获得了教育机会。 在他教育子女时，特别强调节约与实用，而不追求奢华。 许多类似左宗棠的成功人物的事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共通的做人原则。 厚道在做人之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强调的是内心的宽厚与对他人的真诚 精明与计较，常常会让人陷入利益的局限。 在左宗棠身上，他身居高位，拥有巨大的财富，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些去谋取私人利益。 相反，他将自己的大部分俸禄用来资助国家的公共事业，并且在自己出征时，常常与士兵同甘共苦，甚至亲自掏腰包解决军饷不足。 与厚道相辅相成的是坦诚。 坦诚更是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石。 左宗棠在许多重大决策中，始终坚持坦诚相待。 他认为，与人为善、为政要直截了当，尤其在与同僚的交流中，他从不做作。 他的直率是基于对自己思想的自信以及对他人的尊重。 在与曾国藩的关系中，左宗棠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隐瞒心思，反而通过争论，彼此澄清了观点上的分歧。 许多人误以为和善与强势是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和善是一种比强势更为深刻的力量。 和善并非软弱，而是一种包容。 左宗棠的为人处世中，早期可能存在强势的特质，但他开始意识到和善的重要性。 在担任家庭教师的岁月里，他逐渐改正自己之前的骄傲自负。 晚年的他，无论是对待下属还是与同僚交流，常常面带微笑。 这种转变，实际上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尊敬。 强势虽能短期内达成目标，但和善却能够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 厚道、坦诚和和善，这三者在左宗棠的身上交织融合。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面临众多抉择，而选择厚道、坦诚与和善的道路，往往能走得更远。 曾国藩的成功也并非依赖天赋。 与许多同龄的才俊相比，小时候，他的智力并未显得特别出众，甚至可以说处于中下水平。 而他的同代人中，不乏如左宗棠、李鸿章等天才。 左宗棠在14岁时便在湘阴县试中拔得头筹，李鸿章则早在17岁就中秀才。 而比曾国藩稍晚出生的梁启超，甚至在11岁时就中了秀才，16岁时成为举人。 尽管如此，曾国藩最终超越了许多先天条件优越的人。 他深知修养需要长期的积累。 他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面对困难时，必须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只有经受住困境的考验。 31岁时，曾国藩要求自己做到主敬、静坐、早起等12条规矩，这些他不曾间断，甚至坚持了一生。 在书法上，他自幼便开始练习，直至晚年依然坚持每天书写，所写的日记、书信及奏稿数以千万字计，均以楷书或行书完成。 容闳，作为中国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曾经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 然而，在办洋务过程中，容闳屡次想要放弃。 曾国藩告诫他，困难往往是成就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1]梁显泉.以人为镜——左宗棠的读书做人做事做官[J].贵阳文史,2024(1):8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