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毛泽东被捕后，押去处死路上，突然对一名团丁说：“老哥，我腿疼，伤筋了！”团丁走近后，毛泽东故意踢了一块石头，并凑团丁耳边说了一句话后，竟靠着机智逃走了。
1927年，毛泽东与其妻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出生。同时，国内的政治氛围紧张至极，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发动针对共产党的残酷“清党运动”。面对此种情势，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做出反应，这也导致了8月南昌起义的爆发。 在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此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指导方针之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带着对未来革命的坚定信念，离开了武汉，返回长沙，开始策划秋收起义。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在地下活动中小心翼翼，尽力避开国民党的搜查。他深知此次起义的风险，决定不让杨开慧和小儿子一同前往。在他看来，将家人留在相对安全的长沙是最佳选择。他和杨开慧共同准备了起义所需的各种事宜，而杨开慧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决定。 毛泽东的秘密活动包括与当地的共产党员接头，收集情报，策划具体行动。这一切都在严密的保密状态下进行，即使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他们也始终坚持着对革命的承诺。最终，在确保一切准备就绪后，毛泽东暗夜离开长沙，独自前往秋收起义的集结地。在他离开之前，他将杨开慧和儿子安置回了杨家的老家板仓，然后从家中后方的竹山翻越而过。 他在到达之后不久，便组织召开了一个决定性的军事会议。这场会议在安源张家湾的一所矿工子弟学校内举行，参与者包括多位军事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与参会者详细讨论并最终敲定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计划，这包括起义的具体策略、行动路线及相应的口号。更为重要的是，会议确定了象征工农联合的新军旗——一面白色的五角星旗，中间饰以镰刀和斧头的图案。 在这场紧急会议的夜晚，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西江月》这首诗，以此激励士气，号召起义。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如期爆发。毛泽东指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织三个团的兵力，采取三路进攻的策略，直指湖南的潇湘地区，目标是长沙。 然而，在起义的第一天，毛泽东也面临了极大的危机。在他带领的小队前往铜鼓的路上，途经浏阳与铜鼓交界处的张家坊时，突遭地主武装的团防局清乡队的伏击。 他们在吃早餐时，突遇一个持枪之人闯入。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毛泽东自称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表明目的地为铜鼓购物。 毛泽东随即呈上了他事先准备好的伪造证件。此人细查证件后，并未察觉任何破绽，正准备放行。然而，紧接着一名看似职位更高的小头目进入，对毛泽东及其同伴的身份提出了怀疑。尽管先前的人力图解释并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和证件的真实性，小头目仍然对他们的身份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更像是共产党人。基于这一怀疑，他下令将三人拘捕。 十几名团丁迅速涌入，将毛泽东及其同伴团团围住，迅速拘捕带走。在被带走的过程中，他假装腿痛，行动迟缓，同时巧妙地利用了口袋里的银元作为诱饵。当一名团丁靠近时，毛泽东迅速掏出几枚银元，以此换取自己的暂时自由。 利用这个机会，毛泽东趁团丁分心之际，迅速向附近的树林冲刺，开始了他的逃亡。与此同时，他的同伴潘心源也采取了行动，大声质问并声称要向团防总局投诉，成功地吸引了追兵的注意力。潘心源边跑边散落银元，甚至抛出了自己妻子的金戒指，以此吸引团丁们的目光和行动，为毛泽东赢得了更多的逃跑时间。 毛泽东机智地藏身于一片水塘的草丛中，以此躲避追兵。为了更好地掩人耳目，毛从水中出来后，还特意抹上泥土，伪装成一名普通农民，继续他的逃亡之路。 在逃亡途中，毛泽东巧遇一位正在砍柴的农民。尽管起初对方保持谨慎，但最终还是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为毛泽东买来草鞋和食物。这位农民名叫陈帷德，他的简单善举成为了毛泽东安全抵达江西并最终成功会合武装部队的关键。陈帷德后来也加入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并由于这次行动获得了毛泽东的特别赞扬。 毛泽东关于这段逃亡经历的描述，后来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交谈中被详细记录下来，并收录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 1927年9月，毛泽东在铜鼓发起了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先后攻克了醴陵和浏阳等地，但面对国民党的强大反击，起义部队很快遭遇重挫。鉴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毛泽东作出了关键的决策——避开敌人的主力，取消直接攻打长沙的计划，而是命令起义部队的第一、三团及第二团的余部，撤至浏阳的文家市重新集结。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了起义部队的前委会议，宣布了不攻打长沙的决策。会上，他对遭遇挫折的部队提出鼓舞人心的见解，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艰难与漫长，并提出要转战至农村，利用农村作为革命的基地，以此来保存和积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