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时候，总理路过昆明，碰见了他的初恋张若名。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总理小声问张若名，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呀？ 1919年，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年轻的周恩来和张若名作为学生代表，在北京的请愿活动中初次相识。当时的张若名已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评议部长，她不顾危险，亲自赶到北京在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周恩来则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两人因共同的理想和热血而惺惺相惜。 同年9月，周恩来和张若名共同创建了觉悟社，这个组织有着先进的理念，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倡导男女平等。作为一个在新旧思想交替时代成长起来的女性，张若名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这种进步思想与坚定态度，让周恩来对她充满了敬佩之情。 1920年1月，因为向政府请愿，两人同时被捕入狱。这段共同坐牢的经历，让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更加深厚。出狱后，张若名面临着家庭的重重压力，她的父亲试图软禁她并迫使她嫁人。但张若名决心脱离家庭束缚，寻求更广阔的天地。在这一关键时刻，她秘密联系周恩来，两人决定一同前往法国留学，学习先进思想，为祖国谋求未来。 1920年11月，周恩来、张若名等人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在异国他乡，张若名因为法语最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组织的联络员，负责翻译组织在法国出版的刊物。在这段共同奋斗的日子里，青春的激情与理想的追求交织在一起，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由志同道合的战友发展为恋人。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张若名作为党的代表在追悼会上发言，不幸被法国警方盯上。此时，组织内部对她的家庭出身也进行着审查，双重压力之下，张若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同年，周恩来接受组织任务回国，两人的距离逐渐拉远。几个月后，张若名做出了退党的决定。 在张若名的书架上，至今仍保存着一本周恩来当年送给她的书籍，书中夹着一片法国梧桐树叶，这是他们共同记忆的见证，也是那段青春岁月永恒的定格。 分别之后，周恩来和张若名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周恩来回到国内全身投入革命事业，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艰苦卓绝的长征和残酷的抗日战争。在这些风雨历程中，他的坚定信念和卓越才能使他成为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领导人物。 而张若名虽然退出了党组织，却并未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她继续在欧洲深造，专注于西方文学和思想研究，为将来回国服务积累学术资本。她的学术造诣和语言天赋为她赢得了不少赞誉，也为日后的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8年，命运的巧合让两人在莫斯科短暂重逢。当时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而张若名则仍在欧洲进行学术研究。他们的这次见面并没有因曾经的恋情而变得尴尬，反而坦然地交流着各自的近况，并真诚地祝福对方的新恋情。周恩来已与邓颖超结为伴侣，而张若名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杨堃。这段对话展示了两位革命者超越个人情感的宽广胸怀。 值得一提的是，邓颖超与张若名曾是同班同学，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为周恩来而受到影响。在张若名和周恩来的关系中，邓颖超始终保持着开明和理解的态度，这种超越常人的胸襟也是她人格魅力的体现。 抗战时期，张若名在西南联大任教，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中，她曾秘密协助地下党传递情报。尽管已经退党，但她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抗日胜利的渴望从未改变。她利用自己的学术身份和人脉关系，为抗战事业默默贡献着力量，这一事迹直到多年后才被人所知。 新中国成立后，张若名和杨堃定居云南，在云南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张若名凭借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海外经验，成为中文系的知名教授。杨堃则在民俗学领域成就斐然，两人共同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肩负着国家建设的重任。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却依然关心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关注着各行各业的发展。 1955年的昆明会面，不仅是老友重逢的温情时刻，也体现了周恩来对人才的重视和关怀。当他小声问张若名＂想不想回北京工作＂时，既是对老友才华的认可，也表达了新中国对人才的渴求。 面对总理的诚挚邀请，张若名婉言谢绝。她解释说自己已与云南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希望能继续在这个边疆地区为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她相信，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系祖国，都能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这次会面中，尽管初恋早已成为往事，但革命友谊却历久弥新。张若名向周恩来转达了自己和杨堃对邓颖超的问候，周恩来也代表邓颖超向这对老友表示问候。这种超越个人情感的大格局，展现了革命者的胸襟和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