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不是他假扮乞丐，独自流浪1400公里，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奔袭，将50毫克镭安全送到北京，中国可能就成为了如今的巴勒斯坦，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更何谈民族独立！ 1945年春，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传遍全国，中央大学物理系办公室里，新上任的系主任赵忠尧望着窗外喧闹的人群，思绪却回到了八年前那个危机四伏的夏天。 当今世界，看看巴勒斯坦的处境就明白了科技实力对一个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加沙这个巴勒斯坦最大的城市，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战火与贫困中。而中国如果没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功研制原子弹，或许今天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 而这一切，与1937年的一个决定息息相关。 那天，清华园里警报声刺耳，日军已兵临城下。北平即将沦陷，清华大学已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目标之一。学生们纷纷南撤，赵忠尧却心事重重。他想起了实验室保险柜中的那50毫克镭石粉——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物质，却是他从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那里获得的珍贵礼物，关乎中国未来核物理研究的命脉。 ＂这东西绝对不能落入日本人手中！＂赵忠尧找到了建筑学教授梁思成，制定了一个冒险计划。 在日军换防的间隙，他们驾驶着一辆雪佛兰小轿车冲进校园，躲过了日军的盘查。在灌木丛中蹲守了整整三个小时后，趁日军更替岗位的空隙，他们潜入了已被封锁的实验室。赵忠尧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保险柜中的铅筒，里面正是那50毫克珍贵的镭石粉。 ＂现在怎么办？日军遍布城区，检查极为严格。＂梁思成担忧地问道。 赵忠尧眼中闪过一丝坚定：＂我有办法。＂ 他将盛放镭的铅筒藏在一个咸菜坛子里，脱下整洁的教授服装，换上了破烂不堪的衣衫，弄乱头发，蓬头垢面，俨然一副流浪汉的模样。 ＂一个乞丐，会引起日本兵的注意吗？＂赵忠尧自信地说。 曾经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名的清华大学教授，成了一个手提咸菜坛子、衣衫褴褛的＂乞丐＂，踏上了南下之路。每当日军盘查，他就装疯卖傻，几次险些被认出，却凭借机智一次次化险为夷。 1937年深秋，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门口，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拄着木棍，手提着一个残破的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向前走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连眼都没抬，对这位不速之客视而不见。 这位＂乞丐＂并不在意他们的冷漠，只是小心翼翼地放下了手中的坛子，直奔校长办公室。当他找到梅贻琦校长时，声音已经嘶哑：＂梅校长......＂ 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眼眶。 这＂乞丐＂竟是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 从北平到长沙，1400多公里的路程，他整整走了一个多月。这一路上，他只穿了一双破草鞋，身体被磨得血肉可见。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他穿梭在难民潮中，一路向南。而他死死护住的咸菜坛子里，藏着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50毫克镭石粉。 赵忠尧的故事要从更早说起。1902年，他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家庭，自幼受父亲教导，立志为国为民。求学路上，他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起步，提前半年修完学分后，又被东南大学聘为叶企孙教授的助教。 凭借着过人的才智和勤奋，赵忠尧后来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蜜勒根，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在德国哈罗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19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毅然决定回国报效祖国。 临别时，卢瑟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在我们这里念书的很多，成绩不错，但是一回国就听不到声音了，希望你回去后继续搞科研。＂这番话深深印在赵忠尧心中。 回国后，赵忠尧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战爆发，西南联大成立，他继续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在物质极度匮乏、随时面临敌机轰炸的环境中，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 他还培养了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稼先这八位后来被誉为＂两弹一星＂功臣的学生，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月17日，赵忠尧回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主持核物理工作。1958年，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