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透过道德看历史（一）#资治通鉴 #历史故事 #中国历史 #以古鉴今#原创作品 看到一个知名大学教授，在视频中大骂秦始皇残暴，痛批其种种恶行。乍一听是那么回事儿，细琢磨却挺不是滋味儿。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不能拘于小节，而无视大节；不能苛求私德而忘却公德。”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也认为：“不应要求历史学家对其笔下人物进行道德审判。历史学家的立场与道德家的立场不必一致。”他们的意思都是说，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我们不应该用显微镜去研究他在私德上的“善”与“恶”。 所谓“恶”，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内心的自私、贪婪、仇恨，我们称之为“恶意”；二是指由内心的“恶意”，进而体现在行动上，产生了欺骗、掠夺、毁灭等行为，我们称之为“恶行”。第一层的“恶意”，人人都会拥有，只要是大脑没有死亡，又没有在菩提树下修行七七四十九个日夜的普通人，时时刻刻都可能心存“恶意”。然而，由内心的“恶意”，转化为现实的“恶行”，就不是人人能做得到了。这一转化过程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的，不同等级的物质条件，可以支持相应级别的“恶行”。比如：拥有独裁统治权的国民党政府，可以欺骗普罗大众；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政府，可以掠夺中国人民；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政府，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广岛、长崎。 由此看来，第一个层面——自私、贪婪、仇恨等等——所谓的“恶意”，是人从猴子那里脱胎时带过来的，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恶”，是人的本性，人人具备。比如，我就常常心怀这样的“恶意”：每每看到某些大V，发表丑化国人形象、污蔑中华文明的言论时，就恨不得立即把它们用火烧掉、用土埋掉。但却不能现实执行，因为没有支持我把心中的“恶意”转化成“恶行”的物质条件。可见，一个人没有“恶行”，却不一定就没有“恶意”。所以，当我们审视别人的“恶行”时，应该反观自己是不是心存“恶意”。当我们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但要分析造成其对某事心怀“恶意”的原因，更要总结其把“恶意”转化成“恶行”的后果，不应该简单地用道德评价的方法，给他贴上“善”或“恶”的标签。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短短几年内，便要用郡县制取代已经实行了上千年的分封制，这一旷世工程，不但在权力博弈中遇到了新旧贵族的抵制，在社会舆论方面也遇到了以儒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面对这样的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去应对呢？不用去书缝里找答案，我们且把镜头拉回到21世纪，看一看和当年的秦始皇一样，具备把“恶意”转化为“恶行”的能力的普京是如何做的吧。二十年前，普京铲除控制俄罗斯多年的七大金融寡头，并收割他们的资产归为国有，可谓是不择手段；一年前，普京团灭曾经是他的好朋友的普里戈任及其团队，收编普利戈任控制的瓦格纳雇佣军，可谓是出乎世人所料的雷霆手段。其表现出来的“恶行”，绝不在秦始皇之下。然而，大部分俄罗斯民众没有对普京横加指责，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对国家有利。对照今天普京的做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千年前，为解决制度建设中出现的肠梗阻，秦始皇有必要采取“焚书坑儒”的手段，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对国家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