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广州3000名“倒屎婆”罢工一个月，满地的粪便无人清扫，老百姓被熏得好惨。当时粪便生意很赚钱，广州共200多个大小粪商，光是运粪的艇就有几百艘之多。粪商雇佣了3000多名女工倒屎，每月工资不过几个银元，仅能糊口而已。
南北朝时期的一种药方名为“黄龙汤”，其药引竟是粪便。这味药甚至被《资治通鉴》所记录。虽然如今看来难以置信，但在当时，人类或家畜的粪便确实被视为宝贵资源，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它是重要的天然肥料。正因如此，一些看似卑微的职业反而有着重要的社会作用，比如掏粪工。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茅厕清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自元代至1949年，北京城内普遍缺乏现代化的厕所设施，许多人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露天排泄。掏粪工的职责就是清理满溢的茅厕，将粪便收集后运走。这一行当起初报酬微薄，掏粪工往往只能勉强糊口。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项工作逐渐形成了更为系统化的职业，即所谓的“粪道主”。这些粪道主不仅负责组织掏粪工，还经营粪便资源的销售和分配。在民国时期，粪道主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甚至出现了“粪霸”。这些“粪霸”一方面通过组织同乡会维护底层掏粪工的权益，另一方面也利用自身地位压榨这些工人。
他们在粪便收集和销售的自由市场上控制定价，垄断资源，最终积累了大量财富。类似的现象在其他行业也有体现，例如菜贩中的“菜霸”或肉贩中的“肉霸”。这些“粪霸”通过控制粪便的流通和使用，在农业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发了大财。
1930年的广州，八月的骄阳炙烤着这座南国城市。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股难闻的臭味弥漫开来。街巷之间，粪便遍地，既无人清理，也无人运送。这座素以整洁著称的城市，在炎热的天气里变得异常难熬。街头巷尾，市民们捂着鼻子快步走过，店铺老板们不得不频频打扫门前的污秽。这场城市公共卫生的危机，源于三千名＂倒屎婆＂的集体罢工。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广州的城市管理者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每天产生的大量粪便无人清理，既影响市容市貌，更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困扰。街道上的臭气熏天，居民们不得不紧闭门窗，却也难以完全阻挡那令人作呕的气味。
时光倒回一个月之前，广州的粪便处理还是一项蒸蒸日上的经济活动。在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粪便收集和运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全城大大小小的粪商超过两百家，他们拥有数百艘专门的运粪船，组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船队。这些船只往来于珠江水道之间，将城市的粪便运往近郊的农田，用作农作物的肥料。
然而，在这个看似繁荣的产业背后，是数千名＂倒屎婆＂的艰辛劳动。这些女工们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将各家各户的粪便收集起来，运送到指定的码头。她们的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每月不过几个银元，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1925年，北京的掏粪工人多来自山东。他们文化水平低，从事被视为“贱业”的工作，经常受到歧视，脾气火爆的他们甚至为争夺粪便而大打出手。同年3月，《北京晨报》报道了一起掏粪工火拼事件，造成两人重伤、十一人轻伤。这些掏粪工尽管内部冲突不断，但在外界面前却十分团结。他们常以同乡会的形式结成组织，既维护自身权益，也借机进行敲诈。例如在节日、特殊场合时强行向居民索要“节钱”“伏钱”等费用，甚至要求为“粪霸”的私事出份子钱，这让普通居民苦不堪言。
1925年，民国政府为改善卫生状况决定搬迁部分粪厂，一些“粪霸”因不满被捕，引发掏粪工集体抗议。约二十余人拖家带口冒雨到卫生局打滚闹绝食，最终政府妥协，释放了被捕者并道歉。政府随后尝试限制粪车的运行时间，禁止早上九点后出城，但这一规定又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此次，“粪霸”组织了3000人，带着掏粪工具前往政府门前示威，把粪便撒得四处都是，臭气熏天，过路行人纷纷避退。
新中国成立后，“粪霸”仍在北京横行霸道。他们拒缴粪场租金、抗拒粪场搬迁，并反对拆除年久失修的公共厕所。公安局和卫生工程局不得不联合行动，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最终将首领于德顺等人抓捕归案。1951年12月，于德顺等“粪霸”被公开处决，结束了这一阶层的横行史。
于德顺本是河北人，1901年进京从事掏粪工作，很快意识到单靠掏粪难以出头，便攀附权贵，认当时势力强大的汪文彬为干爹。在支持下，他通过强买和吞并逐步控制了部分粪道，势力不断壮大。1928年，他出任“北平粪夫工会”理事长，1936年担任“粪便事务所”主任，日伪时期成为“北京市粪便协会”会长。
解放前，他垄断掏粪行业，占据36股粪道，拥有北京八处房产、千余亩良田及多处商铺，被称为“北平第一粪霸”。于德顺不仅垄断行业，还雇佣打手，参与迫害进步人士。解放后，这些行为被清算，他的“粪霸”势力也随着其处决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再未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