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一天，四川省大邑县一处山坡上，数百名农民聚集在一座豪华墓园前。他们手持锄头铁锹，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随着一声令下，墓碑被推倒，泥土被铲开，一具腐朽的棺木渐渐显露。这座墓穴的主人，正是四川恶霸刘文彩。就在棺木被抬出的第四天，墓园的守墓人也惊惧交加地离世。刘文彩一生恶贯满盈，即使死后也不得安宁。 刘文彩，这位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的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恶霸，凭借其横行乡里、残暴的行为，成为了当地人民口中的“刘老虎”。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恶劣统治与暴力压迫的代名词。刘文彩的一生充满了暴力、血腥与贪欲，他的所作所为让无数百姓受尽苦难。他的历史，是一部地方豪强逐步扩张势力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故事。 1921年，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担任川军旅长，并驻扎在宜宾。借助其兄弟的政治背景，刘文彩迅速在四川省内崭露头角，先后被任命为多个重要职务，如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等。他手握军权和财权，成为了川南地区一个无法撼动的权力中心。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横征暴敛，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他的参与，从烟酒税到民间捐税，从土地捐税到各种无所不包的杂税，刘文彩的税收手段几乎让川南百姓无处可逃。他以极其严苛的手段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借此收取烟苗税、烟土税等一系列苛刻费用。不仅如此，那些不肯遵从的农民，还要缴纳所谓的“懒税”，使得人民在贫困与压榨中愈加苦不堪言。 在刘文彩的统治下，川南的人民生活在深重的压迫之中。为了扩张自己权力的根基，刘文彩建立了大量的税收关卡，甚至在乐山到叙府一带设立了超过三十个收税点，税收项目繁多且极具创意，像“花捐”、“厕所捐”、甚至“锄头捐”都成为了当地人民无法躲避的负担。他的暴行不仅局限于经济压榨，更涵盖了对人民的残酷镇压。1927年，刘文彩因无情剿杀共产党员和反抗团体而声名狼藉。为了打击那些反抗他苛政的农民和工人，他不惜派兵屠杀抗议的领导者与群众。例如，1927年，他指使部队杀害了农民抗议烟厘捐的领袖、共产党员徐经邦，1928年3月，又在叙府城区镇压抗捐暴动，屠杀了六七十名共产党员及农会成员。此类暴行不仅暴露了刘文彩对人民的极端暴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在四川历史上的恶名。 然而，刘文彩的罪恶并未止步于此。1929年冬，他又发动镇压，击杀了川南工农革命军的领导人和战士，约五六十人丧命。1931年，他更是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五人堆”事件，导致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和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等五名党的领导干部被他枪杀。 到了1931年夏，四川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剧变。刘文彩与刘湘的矛盾不断加剧，两人之间为了四川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由于矛盾激化，刘文彩不仅暗中派刺客刺杀刘湘，且在刘湘的反击下，宜宾城被轰炸，刘文彩仓皇逃离。逃亡期间，他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军费，还掠夺了巨额财富，总额高达4500多个木箱的金银珠宝。这一行为的恶劣程度，进一步加剧了刘文彩在民间的丧失人心。 1933年，刘文辉在“二刘”战争中败退，刘文彩最终脱离了军政界，回到自己的家乡安仁镇，开始过上了富庶但却肆意压榨的恶霸地主生活。在家乡，他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垄断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总计豪夺土地12000余亩，几乎成了地方的绝对土地控制者。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财富，刘文彩通过复杂的手段，将农民的土地逼迫到自己名下，从而在经济上对整个地区形成了压倒性控制力。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家族的财富不断膨胀，掌控了银行字号22处、当铺5个、街房684间等巨额资产。他在土地和资源上的垄断，直接导致了农村经济的衰退和农民生活的恶化。 刘文彩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压迫，他还以暴力手段强迫农民交租，甚至通过特制的量斗来掠夺农民的粮食和财产。他的暴力不仅体现在对农民的压榨上，还体现在他对家庭成员的极端虐待上。刘文彩的家中，常住成员只有六个，但仆人、奶妈、雇工却有六七十人，这些人生活在他的暴力统治下，常常受到虐待和折磨，甚至有些因过度劳累和虐待死于非命。 进入1941年，刘文彩为了进一步扩张势力，建立了以袍哥为基础的“公益协进社”。这一组织，汇聚了大量的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恶行累累的士兵，在他的支持下，这些人肆意为非作歹，横行无忌。刘文彩借此进一步加固了自己的地方势力，但与此同时，他与地方的各股力量，特别是与共产党地下武装的关系愈加恶化。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刘文彩依旧坚持与共产党的对立。他继续在大邑一带称霸，镇压反抗，甚至通过非法武装和特务手段与共产党进行激烈斗争。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和刘文彩的孤立，他逐渐失去了对四川的控制。1949年10月17日，刘文彩在病危时返回安仁镇，最终死于双流县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