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徐景贤进去后，在里面一直身体不好。他夫人葛蕴芳写信申述，于是徐景贤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保外就医，又于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权利。
徐景贤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中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到文艺工作的奉献者，以及最终的审判与反思。他的轨迹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中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警示。 徐景贤于1933年12月出生，早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求学。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与民族危机之中，他在学校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形成了对社会变革和政治参与的热情，这为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进入中共上海市委工作，并于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身份转变标志着他从普通学生向党内干部的身份蜕变，他开始专注于文艺宣传领域。 徐景贤的文艺生涯充满了积极的努力与探索。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工作中崭露头角，负责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在1950年代，他创作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包括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以及与他人合作的得奖话剧《年青的一代》。这些作品以鲜明的革命主题和充沛的情感，塑造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典型形象，为推动当时的文化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此外，他还参与了电影文学剧本《曙光在前》的创作，这些艺术成果展现了他在文学领域的才华和奉献。 1971年，徐景贤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然而，这种权力的巅峰状态并未持续太久。徐景贤最终在1980年被开除党籍。1982年，经过司法程序，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剥夺政治权利4年。 徐景贤的跌宕人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早年的政治理想和文艺创作为社会注入了积极的力量，但他逐渐走向了政治投机和极端化。他在那个极端年代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对上海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他本人带来了不可挽回的代价。 1976年，那是徐景贤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入狱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监狱的生活环境和身心的双重压力，让他的身体难以支撑。这期间，他的妻子葛蕴芳成为了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 葛蕴芳为了丈夫的健康状况，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她一次次写信给有关部门，详细说明丈夫的身体状况，请求给予人道主义的关照。这些信件中，既有对丈夫健康状况的担忧，也有对家庭团聚的期盼。她的坚持不懈终于换来了转机，相关部门开始重新审视徐景贤的案件。 1992年6月，考虑到徐景贤的健康状况，有关部门作出了让他提前三年保外就医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让徐景贤得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也让这个饱经沧桑的家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保外就医期间，徐景贤在家人的照料下，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到了1995年，徐景贤正式刑满释放。这标志着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99年。这一年，徐景贤终于恢复了政治权利，这让他在某种程度上重获了完整的公民身份。 这段经历对徐景贤来说，无疑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从入狱到保外就医，从刑满释放到权利恢复，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而这些年里，葛蕴芳始终如一的付出和坚持，也见证了这段历程的不易。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徐景贤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反思。他的轨迹表明，个人的抉择不仅受制于外部环境，更与其内心信念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他选择了紧随权力，而未能坚持对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关怀，这种背离初心的选择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徐景贤的故事为后人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人们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时保持清醒，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个人的力量虽小，但坚持理性与道德原则是时代洪流中立身的基石。徐景贤的一生既有可惜之处，也具有警示意义。他为我们展示了个人如何被卷入历史的洪流，又如何因选择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