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仪式前，周总理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一个老干部不做事，该给他多少工资呢？他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去询问主席，之后主席拍板：“他虽然不工作，但要按照副总理待遇给他！”
1955年的夏天，新中国正准备举行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授衔仪式。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周恩来总理却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犯了难。 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位老革命干部郑位三的待遇问题。按说，待遇的评定自有相关标准和规定，但郑位三的情况却很特殊：他当时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具体的工作。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不多见，因此一时间难以定夺。 在20世纪初动荡的中国，郑位三以其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一位重要的革命人物。1918年，郑位三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凭借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三，因而更名为“位三”，这一名字不仅象征着他的学业成就，也预示着他在未来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 1925年，郑位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推翻封建势力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事业。两年后，他被任命为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承担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责。然而，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的清洗行动迫使许多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面对这样的困境，郑位三并未退缩，而是毅然决定步行前往武汉，寻找和重新连接党组织，展现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武汉重新接触到党组织后，郑位三深刻理解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据此组织和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开启了黄麻起义的序幕。这场起义不仅是对国民党压迫的有力反击，也为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体现了郑位三在复杂环境中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 1930年秋，郑位三在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包括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长以及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他在这些岗位上的表现，进一步巩固了苏区的政权基础，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1932年6月，蒋介石率领三十万大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形势骤然严峻。 随着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撤离，鄂豫皖苏区的军民面临思想、组织和行动上的极大混乱，斗争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在这关键时刻，郑位三接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承担起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任。面对内外困境，郑位三首先着手稳定群众情绪，重建党和政权的组织。他指示道委向各县、区、乡发出通知，强调以最大的努力巩固党和政权组织，提出“边战斗、边生产”的口号，鼓励干部和群众一边拿起武器，一边恢复生产，确保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和军事双重稳定。 在此基础上，郑位三积极推动地方武装的建设和对主力红军的支援。他组织各区、乡普遍建立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体，组建了六个游击师或独立师，总计约五千余人，形成了各县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这些地方武装不仅增强了抗敌能力，也为后续的革命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同时，郑位三在重建红二十五军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频繁奔走于部队和群众之间，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县积极支援红军，确保人力和武器的供应。通过他的努力，鄂东北地区涌现出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成批地补充到红二十五军中，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1934年9月，党中央派遣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传达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面对这一重大决策，郑位三迅速响应，及时向活动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传达这一信息。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任命郑位三为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开始长征。 郑位三在长征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在艰难的行军过程中，他不仅要应对自然环境的严酷考验，还要保持部队的士气和纪律。他的领导确保了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中的顺利进行，为日后革命力量的整合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总理深知郑位三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清楚他现在的特殊情况。但在新的国家制度下，如何给一个＂不工作＂的老干部安排合适的待遇，确实需要慎重考虑。这不仅关系到个人待遇问题，更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 在思考再三后，周总理决定就这个问题向毛主席请示。当得知郑位三的情况后，毛主席没有丝毫犹豫，很快就作出了决定：虽然郑位三现在不工作，但要按照副总理的待遇来安排。这个决定既是对革命功臣的尊重，也体现了新中国对老干部的关怀。 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各项制度都在建立健全过程中。如何对待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但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的老干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