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便衣公安的观察下，山西省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岗一号院内，一个妇人每天都端着一个尿盆出门倒尿，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尿盆里的尿，量都一样。 1932年10月8日，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命运给她的童年并不平坦，母亲早逝，在继母的抚育下，小小年纪的她就学会了吃苦耐劳。这样的成长环境，也为她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深秋，年仅14岁的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到村里后，她担任起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的职务，积极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抗战胜利后，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集团不顾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挑起了全面内战。当反动军阀阎锡山进犯文水县城时，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面对是去是留的抉择，刘胡兰以自己年纪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请缨留下来坚持斗争。 1947年1月12日，这个寒冷的冬日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悲壮一页。阎锡山部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将云周西村团团包围。由于叛徒的告密，刘胡兰等7位共产党员被捕。敌人将他们押到村口，用铡刀处决了其中6人，最后只剩下刘胡兰一人。面对血腥的场景和敌人的威胁，15岁的刘胡兰毫不畏惧，坚定地表示：＂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最终，她被残忍地铡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刘胡兰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延安，毛主席深受感动，亲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不久，《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她的名字很快传遍华北大地。解放后，她的故事被改编成文学作品、戏剧、电影等多种形式，广为流传。 1951年4月4日，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判处许得胜死刑。然而，在押赴刑场的那一刻，许得胜突然喊冤，声称杀害刘胡兰的另有其人。公安部门立即暂缓行刑，对他进行突击审查。在审讯中，许得胜供出了一个重要信息：杀害刘胡兰的真凶叫张全宝，是阎锡山部队的一名指导员。 1950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张全宝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安稳。然而有一天，他偶然路过一处露天舞台，看到正在上演的《刘胡兰》歌舞剧中，杀害刘胡兰的凶手被塑造成了许得胜的形象。这一意外发现让他暂时松了一口气，误以为革命群众已经找错了目标。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张全宝越来越感到不安。当得知王连成被捕后，他预感自己的身份可能会被揭穿。危机关头，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躲进自家的地窖中，同时让妻子吴翠花对外宣称他已回山东老家探亲，终日不露面，门窗紧闭，以营造＂无人居住＂的假象。 就这样，张全宝开始了与外界隔绝的地下生活。每天，他只能在地窖的黑暗中度过，吃喝拉撒全靠妻子吴翠花接应。而这种异常生活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日常生理需求的处理。 1951年春末的一天，运城公安局派出的便衣干警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卫家岗一号院内，每天都有一个妇人端着尿盆出门倒尿。若只是偶尔几次也就罢了，可这位妇人竟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而且更为蹊跷的是，每次尿盆里的尿量几乎都一样。这不合常理的发现引起了便衣公安的高度警觉。 为了进一步确认疑点，公安人员开始对这一线索展开深入调查。他们走访周围邻居，一位热心居民提供了关键证据：＂吴翠花说她男人回山东老家了，家中无人，可她天天端尿盆往茅坑倒。如果家中真没人，这些排泄物从何而来？＂这一朴素而有力的疑问，为案件侦破指明了方向。 公安人员根据这一重要线索，基本确定张全宝并未离开，而是藏匿在自家地窖中。但行伍出身的张全宝警觉性极高，且有武器在手，贸然行动可能危及执法人员安全。于是，公安部门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故意减少对张家的明显监视，让张全宝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 这一计策果然奏效。经过几天的＂松懈＂监视，张全宝逐渐放松了警惕。1951年5月8日夜幕降临，二十多名公安干警悄然包围了卫家岗一号院，随后突然破门而入。此时恰逢张全宝从地窖爬出准备吃晚饭，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干警们制服在地。 即便在被捕的那一刻，张全宝仍不死心，假装配合要求拿衣服，实则准备从被窝里掏出藏好的手枪拒捕。机智的公安人员及时发现并阻止了他的企图。搜查中，在被窝和地窖里共发现两支手枪和数十发子弹，其中一支手枪已经上膛，随时可以射击。 案件至此水落石出。张全宝被证实就是杀害刘胡兰的元凶，万全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死刑，并在刘胡兰烈士陵园执行枪决。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尿盆成了揭露历史真相的关键证据，为革命烈士刘胡兰伸张了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