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无赖！”甘肃兰州，男子在住院时预交了5万元，其中现金交了4万，信用卡刷了1万

“耍无赖！”甘肃兰州，男子在住院时预交了5万元，其中现金交了4万，信用卡刷了1万。出院时，男子个人只承担1.3万余元，还剩3.6万余元医院需要退掉。可是，几天后男子竟然说，医院仅退给其2.6万余元现金，还有需要退到信用卡的1万元迟迟没有到账。再去找医院，医院却说，男子出院时已经把3.6万余元全部以现金形式给男子了。双方为此闹上法院。   男子名叫张华，今年38岁，因急性阑尾炎入住市第一人民医院。   入院时，张华在财务窗口前，从随身携带的钱包中取出四叠整齐的百元大钞，共计4万元，交给了收费员李丽，并告知这是他个人预付的医疗费用。   接着，他又拿出朋友赵刚的信用卡，刷卡支付了剩余的1万元。   李丽逐一核对款项无误后，开具了预交款收据，上面清楚地记录着现金4万、信用卡1万的缴费信息，张华仔细核对后收好。   经过一周的治疗，张华顺利康复，准备出院。   妻子王芳来到医院为他办理出院手续。   在财务窗口，她见到了上次接待张华的收费员李丽。   王芳递上预交款收据和医保卡，李丽核算后告知他们，扣除医保统筹支付部分，张华个人需承担医疗费13,500元，因此医院需退还给他们36,500元。   王芳确认无误后，李丽开始操作退款。   由于现金退款限额，李丽先退还了26,500元现金给王芳，并特别提醒：“剩余的1万元将在7个工作日内自动退回到您提供的信用卡账户，请注意查收。”   王芳点头表示明白，将一沓厚厚的现金仔细放入包内，随后与张华一同离开医院。   然而，7天过去，张华查看赵刚的信用卡账单时，发现那笔应退回的1万元并未到账。   他立即拨打了医院财务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工作人员刘萍。   张华焦急地询问：“您好，我是上周出院的张华，我在贵院预交的1万元信用卡退款至今未到账，能否帮我查询一下？”   刘萍查阅系统后回复：“张先生，系统显示您的退款已经全部处理完毕，36,500元都是以现金形式退给您的。”   张华听后心中一惊，急忙解释：“不对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财务人员告诉我，现金退了26,500元，剩下的1万元是要退到我朋友信用卡里的。而且我确实只收到了26,500元现金。”   刘萍的语气略显不耐：“不可能有差错的，我们每天处理那么多退款，都是严格按照流程来的。‘钱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您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吧？您是不是记错了？”   张华听闻此言，心中愤懑：“我没有记错！你们这是推卸责任！我要投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面对医院的强硬态度和一万元退款的不明去向，张华将市第一人民医院诉至法院，要求医院归还其应得的退款。   法院首先指出，尽管医疗机构在日常运营中确实以现金结算为主流途径，且“欠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这一原则在许多柜台交易中被广泛遵循。   但在本案特定情境下，法院认为医院有义务将1万元款项退还至原信用卡账户，而非仅以现金形式退还。   法院指出，原告在入院时明确使用信用卡支付了1万元预缴款，且医院工作人员在出院结算时已口头告知原告，剩余款项中的1万元将通过退款系统自动退回原信用卡。   这一承诺构成了双方就退款方式达成的明确约定，医院应当遵守。   法院认为，虽然“离柜概不负责”的原则通常适用于无特别约定的现金交易，但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退款方式有明确的合同依据，故此原则并不适用。   针对医院提出的原告未能提供刷卡凭条及信用卡存在证据的问题，法院认为，原告已在起诉状中详细陈述了使用信用卡预缴医疗费的事实，并提供了预交款收据、出院结算单等书面证据。   这些证据均清晰记载了原告以现金及信用卡两种方式支付预缴款的情况。   原告无需进一步举证证明信用卡的存在，因为其是否持有信用卡并非本案争议焦点，关键在于医院是否按照约定的方式进行了退款。   至于医院提供的就诊卡查询截图、发票底联以及其他患者以卡结算退款的案例，法院认为，这些证据仅能证明医院在其他情况下曾以现金形式退还患者款项，但并不能直接证明医院已按照约定将本案中原告的1万元款项退回到了其信用卡账户。   相反，医院未能提供任何直接证据，如退款系统的操作记录、银行转账回执等，来证明其已实际完成了对原告信用卡的退款操作。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医院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按照约定将1万元款项退至原告的信用卡账户，其主张以现金形式完成全部退款的事实认定错误。   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医院应对其已履行退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鉴于医院举证不能，法院依法判决医院败诉，须将1万元款项及占用期间产生的利息退还给原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