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1932年的中国，局势乱得像一锅粥，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 上海当时是国际大都市，各路人马都盯着这块肥肉。国民党中统的特务在这儿到处搞乱，地下党组织却硬是咬着牙在这儿扎根，跟敌人斗得你死我活。 这一年，中共的《红旗日报》印刷点——新生印刷厂被中统特务给端了。厂里管事的陈玉仁被抓，面对严刑拷打，他没扛住，选择了叛变。 这家伙一口气供出了一堆地下党员的名字，其中就有在南京干活的王世英。陈玉仁这人，本来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可关键时刻掉链子，直接把同志们推向了火坑。 他的叛变，成了地下组织的一场大灾难。 王世英是山西洪洞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他在学校就偷偷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跑遍武汉、南京、上海，用商人的身份做掩护，给党传情报、送文件，任务重得压死人。 这家伙脑子活，冷静得很，之前好几次在鬼门关前都能全身而退。他跟黄埔的同学关系不错，靠着这层关系，时不时能摸到敌人内部的消息，给地下组织帮了不少忙。 陈玉仁叛变后，王世英的身份暴露，敌人立马就把目光锁在了他身上。消息通过紧急渠道传到南京，潜伏在史济美身边的简北昌冒死给他递了个“赶紧跑”的信号。 简北昌也是地下党员，顶着随时掉脑袋的风险干这种事，胆子不是一般的大。王世英接到消息，知道大事不妙，但他没乱了阵脚，先忙着安排其他可能暴露的同志撤到上海，把大家的安全放第一位。 忙完这些，他才回自己家收拾东西。家里阁楼上全是机密文件和宣传单，他得赶紧销毁，不能留一点把柄。时间紧得要命，他得赶在敌人上门前把这些东西处理干净。 就在他忙着收拾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这时候上门，谁都知道没好事。王世英心里一沉，但还是稳住自己，下楼开门。 门外站的是史济美，国民党中统上海站的站长。史济美心狠手辣，手段毒得很，化名马绍武，顶着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头衔到处搞破坏。 他跟上海公安局还有租界巡捕房勾结得紧，抓地下党员的时候，经常用这些势力造假证据、掩盖真相。这次他亲自带队来抓人，显然是铁了心要把王世英拿下。 史济美怀疑王世英的妻子也有问题，就先试探着问她人在哪。王世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说她出去买菜了，还顺嘴扯了几句家常，想拖延时间。 他一边应付，一边脑子飞快地转，琢磨怎么脱身。史济美又抛出个问题，说听说你老婆以前在湖南搞过农会，前夫还是共产党。 王世英笑了笑，语气稳得像在聊天气，说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谁没点过去啊。说完他找了个借口，说要上楼烧水，就拎着暖壶上了阁楼。 上了楼，他立马行动起来。把水龙头打开，水声哗哗响，盖住动静，然后悄悄推开窗户，爬上屋顶，小心翼翼地挪到旁边的阳台，再从邻居家溜出去。 史济美在楼下等着，起初没啥怀疑。可等了几分钟，楼上没动静，他感觉不对，带人冲上去一看，暖壶倒在地上，水流了一地，窗户开着，人早跑没了。 史济美气得脸都青了，下令满城搜捕，可王世英早跑远了。 王世英逃出去后，靠老乡兼同学张孟浪帮忙。张孟浪在国民党那边有职务，但念着旧情，冒险用自己的权限弄了辆铁甲车，把王世英送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王世英继续跟同志们一起干革命，硬是没让敌人得逞。 史济美这次没抓到人，但没打算收手。他拿着陈玉仁的供词，继续追捕其他地下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这些人先后被抓，有的被严刑拷打，有的直接牺牲了。 史济美的狠劲，让地下组织吃了大亏，损失惨得没法说。 中央特科一看，史济美这家伙太猖狂，留着是个祸害，干脆派“红队”干掉他。1933年6月14日，红队队员邝惠安在上海广西路小花园附近埋伏，等史济美路过时果断开枪，把他撂倒了。 王世英后来在上海接着干，脚步没停过。他从南京到上海，再到全国各地，一直为抗战出力，硬是用行动证明了革命者的骨气。 史济美满手血腥，最后还是倒在了正义的枪口下，活该落得这个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