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爷爷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年夏天热得出奇，我和弟弟光着膀子躺在院子里纳凉，爷爷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赶蚊子。月亮又大又圆，照得院墙外的老槐树影子黑黢黢的。

“爷爷，讲个故事呗。”弟弟翻了个身。

爷爷的蒲扇停了停，半晌没说话。我以为他睡着了，正要再喊，他却开了口：“行，讲一个。讲个真的。”

他说的“真的”，是1965年的事。

那年爷爷三十出头，在山西临县乌峡镇当生产队会计。那一带靠着黄河，祖祖辈辈喝黄河水，也祖祖辈辈怕黄河水。可1965年夏天，黄河干了。

不是那种“水浅了”的干，是见了底。从开春到六月，一滴雨没下，老天爷像把山西这块给忘了。黄河河道一天天窄下去，到最后，河床裂开的口子能塞进去一个拳头。庄稼在地里耷拉着脑袋，叶子卷成烟卷儿似的，一碰就碎。

县里下了死命令：挖河。

说是挖河，其实是清淤、拓深河道——黄河从黄土高原下来，带了一肚子泥沙，河床一年比一年高，再这么旱下去，别说灌溉，等汛期来了，两岸非淹了不可。可那时候哪有挖掘机？全靠人力，肩挑手挖，一锹一锹往外掏。

“跟愚公移山似的，”爷爷说，“一天下来，手上磨的泡摞着泡，回去吃饭碗都端不稳。”

生产队动员了好几天，去的都是壮劳力，一天记十个工分，管一顿糊糊。可干了七八天，河道才挖出去不到一百米。天太热了，淤泥又沉又黏，一锹下去，提起来得使吃奶的劲儿。队里人开始偷懒，出工不出力，队长骂也没用。

后来支书想了个辙，站在河堤上喊：“都听好了！这黄河从古到今，淹了多少船？沉了多少货？河底下埋着好东西呢！谁挖着算谁的，队里不要！”

这话比什么动员都管用。第二天，去的劳力翻了一番。

出事那天是六月十九。

爷爷记得清楚，因为头天晚上他媳妇生了场闷气——家里最后一把苞谷面让他拿去换了旱烟叶子，第二天全家只能喝野菜糊糊。他早上出门时，媳妇拿眼剜他，他装作没看见。

挖到下午三四点钟，太阳最毒的时候。有人突然喊了一声：“嘿！这底下有东西！”

爷爷正在河堤上歇气，听见喊声站起来往下看。河床中央围了一圈人，都在往一个地方凑。他以为是挖出铜钱或者铁器了，那东西值钱，能换粮票。

等他下去的时候，已经围了几十号人。

人群中央，露出黑乎乎的一角。圆的，光滑的，有弧度的。

“棺材板？”有人问。

“不像，棺材板没那么大。”

几个人继续往下挖。淤泥又深又黏，一锹下去，咕叽一声，挖出来的泥巴堆在一旁，没一会儿就堆成小山。那黑色的东西越露越多——还是圆的，弧形的，像个倒扣的大锅。

“是石头吧？”

“石头能长这样？”

挖到太阳偏西的时候，那东西露出了大半。爷爷站在人群外头，踮着脚往里看，一看就愣住了。

是龟壳。

他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龟壳。比生产队拉粮的卡车头还大，黑亮黑亮的，上头有纹路，不是刻的，是长出来的。龟壳边缘沾着淤泥，隐约能看见里头的皮肉，灰白色的，皱巴巴的。

“活的还是死的？”有人小声问。

没人敢上去摸。

正僵持着，那龟壳动了动。不是慢慢动，是猛地一缩，像人打了个激灵。围着的几十号人齐刷刷往后退，有人被锹把绊倒，一屁股坐在泥里。

龟壳里伸出个脑袋。

那脑袋比脸盆还大，皮是灰褐色的，耷拉着，像千年老树的皮。眼睛闭着，好一会儿才慢慢睁开。眼珠是黄的，瞳孔是竖的，像蛇。

它看着面前这些人，一动不动。

爷爷说，他这辈子忘不了那双眼睛。没有害怕，没有愤怒，什么都没有。就像看一群蚂蚁。

有人开始跑。跑了一个，就跑了第二个，第三个。等爷爷回过神来，河床中央只剩下他和另外五六个人。不是不想跑，是腿软了，迈不动步。

后来还是村里的陈老爷子来了。

陈老爷子那年七十三，是村里辈分最大的，平时很少出门。那天不知道谁去喊的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从河堤上下来，走到龟跟前，站住了。

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拐杖往旁边一递，有人赶紧接着。老爷子慢慢跪下，膝盖磕在干裂的泥地上，额头贴地，磕了三个头。

磕完，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河神爷，受苦了。”

然后他让所有碰过这只龟的人都跪下磕头。爷爷跪在最后头，额头抵着滚烫的地面，什么都不敢想。

那天夜里，陈老爷子让队里在龟周围围了一圈栅栏，不许人靠近。栅栏前头摆了供桌，供桌上放着三个黑碗，一碗小米，一碗白面，一碟咸菜——这是村里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

支书问老爷子，这龟怎么办？

老爷子摇摇头，什么都没说。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爷爷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媳妇问他咋了，他不说。后半夜迷迷糊糊刚睡着，突然被一声响动惊醒。

那声音从黄河方向传来，像闷雷，又不像雷——比雷声沉，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河底敲一面巨大的鼓。爷爷披上衣服跑出去，院子里已经站了好几个人，都在往河那边望。黑沉沉的夜，什么都看不见，但那声音一直响了半个时辰，然后停了。

第二天一早，有人跑到河边看——栅栏还在，供桌还在，但龟没了。

淤泥地上有一个巨大的凹坑，坑底是湿的，泛着水光。从凹坑往黄河方向，有一道深深的拖痕，比车辙宽，像有什么东西一路爬进了河床深处。

陈老爷子又被人搀着来了。他看着那道拖痕，站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要下雨了。”

那天下午，天开始阴。

不是慢慢阴，是猛地阴下来的。三点多钟天还晴着，四点不到，乌云从西边压过来，压得人喘不过气。爷爷在生产队部里记账，记着记着屋里暗下来，他抬头一看，窗户纸黑得像糊了锅底。

然后打雷。雷就在头顶炸，一声接一声，震得房梁上的土簌簌往下掉。

下雨了。

那雨不是下的，是倒的。爷爷说他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雨，天像漏了，水是整桶整桶往下泼。院子里积的水没过脚脖子，没一会儿就漫进屋里。媳妇抱着孩子坐在炕上，炕沿底下水还在涨。

“往高了搬！”爷爷喊。

他把粮食口袋往柜子顶上摞，把被子往梁上挂，媳妇抱着孩子蹲在炕角，脸都白了。

雨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没停，第三天还没停，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黄河涨水了。爷爷站在河堤上看，那浑浊的水从上游涌下来，带着树枝、死羊、烂木头，咆哮着往下游冲。河床满了，漫了，但没淹到村里——水到了堤根就停住了，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托着。

第七天夜里，雨停了。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晒得地面冒热气。爷爷去河堤上看，黄河又恢复了老样子，黄汤翻滚，看不出深浅。

那只龟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事情没完。

雨停后第三天，村里死了三户人家的牲口。

不是病死的，是突然死的。头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打开圈门，牲口躺了一地。牛、驴、猪、羊，全死了。爷爷跟着队里人去查看，发现每头牲口的舌头都是黑的，从舌尖黑到舌根，像涂了墨。

那三户人家，都是那天挖过龟的人。

村里开始传闲话，说是河神爷的报应。陈老爷子让人去那三户人家传话：别吃那些牲口的肉，埋了，埋远点。

有人听了，有人没听。

没听的那户，姓赵。户主叫赵大锤，三十来岁，光棍一条，爹妈都没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家的驴死了，他心疼得不行，连夜把驴宰了，炖了一大锅。

他还喊了两个人来吃，都是那天一起挖龟的。

第二天早上，赵大锤没出门。

中午有人去喊他，喊不开门。撞开门一看，赵大锤躺在炕上，死了。嘴张着，眼睛瞪着，舌头伸在外头，黑得像烧焦的木炭。

炕桌上还摆着吃剩的驴肉，已经馊了。

另外两个吃了驴肉的，一个当天下午开始发烧，烧得说胡话，第三天早上死了。一个撑了五天，人也瘦得脱了形，死的时候嘴里一直往外淌黑水。

三个人，都是黑舌头。

公社来人查了，说是食物中毒。那年月没什么化验条件，查不出具体什么毒，最后定性为“误食病畜肉”，通报批评了事。

但村里人私下都说，那是河神爷的记号。

陈老爷子在那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爷爷去看过他一次。老爷子躺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还亮着。

爷爷问他，那只龟到底是不是河神？

老爷子笑了笑，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了一句话：

“黄河底下的事，谁说得清呢。”

爷爷讲完这个故事，蒲扇又摇了起来。

弟弟早睡着了，打着细细的呼噜。我躺在席子上，盯着天上的月亮，半天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我问爷爷：“您信吗？”

爷爷没回答。

我又问：“那后来呢？那三户人家怎么样了？”

爷爷说：“后来？后来该种地种地，该过日子过日子。死了的埋了，活着的接着活。日子总得过。”

“那您那天磕头了吗？”

“磕了。”

“您信吗？”

爷爷这回想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叹了口气，说：

“我不信神，也不信鬼。可那天跪在河床上，额头贴着她，我什么都没敢想。”

他顿了顿，又说：

“有些事，不是信不信的事。”

那之后很多年，我再没问过爷爷这个故事。我也离开了那个村子。偶尔回老家，跟村里老人提起这事，有的还记得，有的说不记得了。

只有一个放羊的老汉跟我说过一句话：

“黄河里头的东西，不要碰。碰了，就有记号。”

我问什么记号？

他指了指自己的舌头，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