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上将王陵基接到阎锡山的通知，让马上去领取五万两黄金，王陵基带着手下去取时，发现阎锡山已准备乘飞机逃走。
王陵基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这印记却是血腥和残酷的。
1927年3月31日，一个本该平和的春日，却因王陵基的一纸命令，变成了重庆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
那一天，成千上百的市民在打枪坝举行和平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然而，王陵基却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了四百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的惨剧。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三一惨案"。
这起惨案不仅暴露了王陵基残酷镇压民众的本性，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军阀混战中继续攫取权力。
在随后的岁月里，王陵基凭借着对蒋介石的效忠，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王陵基却似乎没有从"三·三一惨案"中吸取任何教训，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之时，王陵基的表现却令人失望。
虽然他出川抗日，参加了多次战役，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严格执行"防共剿共"措施，成立肃奸委员会，这些行为不仅没有打击日本侵略者，反而助长了日本的气焰，严重打击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力量。
王陵基的这种行为，反映了当时国民党高层的普遍心态，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防共"上，而不是全力抗日，这无疑是本末倒置，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抗日力量，也为日后国民党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战争结束后，王陵基并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1948年4月，当他就任四川省主席时，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四九惨案"。
当时，成都的大学生们因为米价暴涨，生活困难，举行了和平示威，要求政府配给平价米。
然而，王陵基再次选择了暴力镇压的手段，下令军警对学生进行残酷镇压，造成多人伤亡，这两起惨案，如同两块沉重的石碑，永远地刻在了王陵基的政治生涯中，也成为了他日后难以洗脱的罪责。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1949年，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12月9日深夜，一个不寻常的电话打破了成都的宁静。
王陵基接到通知，让他去领取五万两黄金，当他赶到现场时，却发现阎锡山已经准备乘飞机逃走，这一幕，仿佛是国民党政权溃败的缩影，也预示着王陵基个人命运的转折。
就在同一天，另一个重要人物张群带领三个军长前往昆明，却在途中失去了联系，这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也让王陵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天凌晨，更大的打击来临了，蒋介石秘密离开成都，而王陵基虽然赶到了机场，却并未被提前告知，这一细节，清楚地表明了王陵基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曾经的亲信，如今已经成为了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
面对这种局面，王陵基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然而，这条路注定是曲折而艰难的，他多次改变计划，反映了他在逃亡过程中的慌乱和无助，曾经呼风唤雨的军阀，如今却沦为了一个四处躲藏的逃犯。
最终，在成都解放前夕，王陵基选择了逃离，他化名"戴正名"，试图隐姓埋名，逃过追捕，然而，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50年2月初，当他乘坐永利轮船从宜宾下江时，在江安码头被公安部门拦截并识破了身份。
王陵基被捕的过程，堪称是一场精彩的侦破剧，公安人员通过多种方式确认他的身份，包括口音辨识、步态观察和笔迹鉴定等。
当他被要求写下一段话时，他的笔迹最终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军阀，最终还是难逃法网。
被捕后，王陵基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依然有着它的戏剧性。
在功德林，王陵基与其他战犯有着一些有趣的互动，比如，同为战犯的杜聿明，曾经主动帮助年迈且视力不佳的王陵基刮胡子。
王陵基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习惯，在民国时期，当别人问起他的年龄，他总是说和蒋介石同岁，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则改口说和朱德同年。
这种随着政权更迭而改变的说法，或许反映了他对时局变化的敏感，也可能是他试图适应新环境的一种方式。
在功德林期间，王陵基还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他向国家捐献了一批古董，这些古董据说是他在四川做军阀时用十几万大洋买下的。
然而，当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古董全部都是仿造的赝品，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也反映了当时战犯管理所的一些情况，管理所的领导们一时不知如何向王陵基解释这个尴尬的结果，最后还是通过杜聿明委婉地告诉了他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