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正激烈，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驾驶战机投入战斗。在一次空袭任务中，他不幸牺牲，消息传来，张伯苓竟悲喜交加，拍手高呼“死得好！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为何这位国学大师、南开大学创始人会在丧子之痛中流露出如此复杂的情感？
1937年战火燎原，张伯苓在南开中学讲台上接到噩耗：四子张锡祜驾驶战机在淞沪空战中阵亡。他听罢眼眶湿润，泪水却迟迟未落。
沉默片刻后，他高喊道：“死得好！死得好！”这一声不仅震惊了在场的师生，更像是响彻在他内心深处的一声长叹。对于这位年逾六旬的教育家来说，张锡祜的牺牲，不仅是对家国的忠诚，也承载了他未竟的报国之志。
张伯苓的震撼，不仅在丧子之痛，更因为他长久以来压抑的心愿——亲赴前线、为国而战。年轻时，他曾在北洋水师服役，立志报国。
中年后投身教育，他便将这一愿望寄托于下一代，而今儿子张锡祜的壮烈牺牲，让他隐隐感到自己的心愿得以实现。张伯苓的这声“死得好”，带着几分苍凉，更是一位教育家的悲壮。
张锡祜自幼在张伯苓的熏陶下成长，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意识在他心中深深扎根。1920年代末，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设“国情研究”课程，组织学生开展关于东北危机的实地调查，号召爱国青年为国奉献。
张锡祜受家庭影响，自小接受严谨的爱国教育，早早明白国家兴亡与个人安危息息相关。九一八事变后，张锡祜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投身空军，考入中央航校，成为新一代空军中的一员。
在南开，张伯苓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少年时的张锡祜一身阳刚，体魄健壮，深得父亲的赏识。步入空军之后，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勇敢的飞行员。
身材高大的张锡祜，成了航校中一名引人注目的身影，也凭着出色的飞行技能屡获表彰。
1937年，他被派驻前线参与淞沪会战，时刻准备着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撒向长空。
就在牺牲前不久，张锡祜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透露着浓浓的爱国情怀和为父母尽孝的决心。这封家书中，他写道：“阵中无勇非孝也”。他心中，家国大义始终压过个人安危。
他明知前方战斗凶险，却无惧生死，因为他心中自有一股信念，只有用热血捍卫的国家，才是心中的家园。
这封家书成了他的绝笔，成为了张伯苓与这位英烈儿子的最后对话。张锡祜带着家书中的誓言驾驶飞机奔赴前线，他的坚定如山的信念，也正是那个时代无数青年追求的理想。
在张伯苓的教育下，张锡祜的忠勇成为了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的缩影，背负家国重任，以血肉之躯奋力抗敌。
张伯苓始终秉持“爱国，知国，救国”的教育理念，倡导教育为国效力。他早在1927年便指出，中国大学教育应当服务本国，而不是盲目模仿西方。
在南开大学开设“国情课程”，组织学生学习日本侵略东北的历史与现状，强调学生应当肩负起民族的责任。
他还特地在校园内竖立“明志石碑”，上面写道：“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1932年，张伯苓与南开师生一起，援助长城抗战。他常说，“中国不亡吾辈在”，鼓励南开学生投身抗日救亡。
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张锡祜在国家危难时毅然决然投笔从戎，选择了成为一名飞行员。张伯苓将教育的根基扎在了民族存亡的责任之上，将爱国的种子撒播到每一个南开学子心中。张锡祜的成长与牺牲，正是张伯苓教育理念的实践与升华。
1937年得知儿子牺牲的噩耗后，张伯苓反复念叨着“死得好”。这是悲伤，也是欣慰。他常说，自己是“旧式中国人”，未能直接参与抗战是他一生的遗憾，而今儿子为国捐躯，仿佛填补了他这一缺憾。
他的哭笑，是一位爱国者的内心挣扎；他的拍手，是对家国信仰的自我肯定。
张伯苓一直低调地处理儿子的死讯，没有告诉妻子王淑贞，怕她承受不住。
战争年代的父母们，将自己的儿女送上战场，心痛却无怨无悔，张伯苓便是其中一员。抗战胜利后，他才将真相告知妻子。
她悲痛欲绝，却在丈夫面前不再提起四子的牺牲，以无言的方式默默忍受这一切。这一家之痛，是无数家庭在民族危难中的缩影，爱国信念在这里浓缩成了他们心中的力量。
